26年，看着上海“长高”

　　26年，看着上海“长高”

　　一个工友说陆民铨是看着上海的建筑一天天长高的，他点头微笑，十多年里他见证了上海大变样，并为这个过程作出了贡献。

　　撰稿／杨 江(记者)

　　“你们集团在威海路上的文新报业大厦就是我参与建设的，还有沪太路上的新民大酒店也是。”陆民铨自信地笑着让记者猜他的年纪，“我可是上海本土最后一批建筑工人哦！是从最底层的工种一点点做到今天这个位子的。”

　　陆民铨，54岁，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国家一级项目经理。他的办公室是随着工地迁徙的，现在负责的工地在常德路与南京西路路口，毗邻静安寺与恒隆广场，“用不了一年，这里将竖起一座43层的

　　这天下午，他坐在蓝色活动工房二楼办公室内，身后是车流如织的延安路高架，面前是繁忙的建筑工地。他的头发和皮鞋上落了不少灰白粉尘。“干这活讲究不来干净，整天忙忙碌碌，明天早上还要起早赶飞机。”

　　我是上海崇明人，出生在农村，来市区前在崇明做桥梁工程建筑工，1980年，我坐船到了市区，进了上海第四建筑有限公司，那年我才28岁，结婚刚3年，老婆留在家里带儿子。

　　当时上海还没有多少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多是建造一些厂房，我做了9年钢筋工，整天在工地上捆绑钢筋，一天下来累得浑身散架，腿都迈不动。

　　当时的建筑工基本都是上海本地人，大多来自崇明、青浦、嘉定等郊县，很少有外地来的。那时候建筑工没什么地位，常受到歧视，我记得走在马路上，人家都躲得远远的，叫我们“阿乡”、“刚刚从十六铺上来的”。这样的话现在根本听不到了，但当年传到耳朵里，气得我们嗓子堵得慌。那时候上海的建筑工讨老婆都很难。

　　我做钢筋工的那9年，住宿条件比现在差远了，一般都是在工地上用毛竹搭一个棚子，下面铺一层木板，一排人挤在一起，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却热得要死。

　　大概在1990年，也就是浦东新区开发启动前后，上海的建筑业开始升温，一下子出现大量建筑工程，建筑工紧缺。这时候上海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少，本地没多少人愿意干这种又苦又脏的生活，所以我就成了上海本土最后一批建筑工。

　　一方面，大量江浙一带的建筑工来了，他们承担了工地上繁重的劳动；一方面，我们这批本土建筑工开始被公司提拔至管理层。

　　我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因为工作努力，被提拔做质量监督员、安全员，还做过支部书记、中队长。1991年，公司选拔一批优秀的本土建筑工以劳务输出形式送到新加坡学习，我也在其中。

　　那时候，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在建设方面有很多可学之处，我在那边整整两年没有回国，1993年我回到上海，走出虹桥机场的一瞬间，我惊呆了。

　　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后悔出去了两年。为什么呢？我发现，两年后眼前的上海已经大变样了，我有一种陌生的感觉，马路上的公交站都不认识了。我觉得留在上海施展才能的空间更大。那时候的建筑工地位已经明显提高了，我出国时月工资是120元，等1993年回来时，建筑工的工资已经是1200元了。

　　回国后我就一直搞行政工作。浦东开发如火如荼，浦西建设也如日中天，建筑工非常紧缺，用“抢”来形容建筑队的吃香一点不过分。外地建筑工成为主力军。因为人员紧缺，各建筑公司开始从外来建筑工中选拔优秀人才，当年带十几个工人到上海来的外地包工头，文化层次高一点的现在大多都成了老板。

　　直到1995年，建筑业开始萎缩，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建筑业进入低谷，那时候出现了很多烂尾楼。我记得公司当时的口号是“保本微利”，足见当时形势的严峻。连续几年，我们的心情都是比较沉重的，幸运的是还能接到一些工程。那期间，建筑工人的日子相对好过，一方面，活动工房出现了，工人不必再在阴冷潮湿的工地上搭棚子睡觉，另一方面，虽然项目不很景气，劳动力成本却在一点点提高，建筑工的工资也因此水涨船高。

　　陆民铨说，那时候建筑工的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身为管理层的他每月有1200元。他的命运在1995年开始转变，他在这一年转型为项目经理。

　　一个工友说陆民铨是看着上海的建筑一天天长高的，他点头微笑，十多年里他见证了上海大变样，并为这个过程作出了贡献。十多年里他一共走了9个工地，每处都要花费2年左右，其中有浦东的海洋水族馆、南京西路的金鹰购物中心。如今，每次有人提起这些建筑，他的心底都会荡起一股暖流。

　　起初，上海的建筑工主要还是来自江浙一带，直到

　　建筑工人的工资并没有明显提高，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定位思考。2004年3月，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国有企业，其实公司待我还是挺不错的，但我觉得国有企业需要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陆民铨跳槽到了龙元建设集团。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他坦率地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薪是20万元，老婆孩子都在市区，生活很滋润。陆民铨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也做了项目经理，不过陆民铨说：“我是从底层的建筑工做起的，对工人的感情更深切。”

　　工地上目前有500多名来自各地的建筑工。他常把自己这26年的历程与现在工地上的工人相比。实际上，目前的建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1990年代初的第一代外地建筑工大多已经年过五十，回家养老了，目前工地上的多是30多岁的工人。陆民铨发现，第二代建筑工的文化层次明显比第一代高，很多建筑工都是高中文化。

　　站在城市人的角度思考建筑工，与站在农村人的角度思考建筑工，会出现不同的理解。社会上有人讨论建筑工的性压抑问题，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建筑队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发廊”，这种说法根本不对，“发廊”是一个社会现象，与建筑工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归罪于建筑工。

　　建筑工背井离乡，要过夫妻生活几乎不可能，日子过得的确很苦。但我的了解，建筑工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的，绝大多数人是本分的，“发廊”对他们而言是高档场所，消费不起。

　　工人很不容易，我给他们放假，他们还不高兴，巴不得天天加班，因为加一个班，他一天的收入可能就有100元左右。

　　当年与陆民铨一起到市区打工的同乡，现在几乎都成了建筑公司的高层或者是小老板，他因此常以此鼓励自己手下的建筑工：上海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只要你肯努力！他主张建筑工把妻子儿女常带到上海来看看，因为他觉得看到差距就可以激发建筑工的后代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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