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筑工与一座村庄

　　一个建筑工与一座村庄

　　徐江的妻子是村里时尚的领潮者。每次她从上海回老家，都会掀起一股“上海风”，女人们跟在她后面取经。

　　撰稿／杨 江(记者)

　　暮色已深，上海西郊某高档住宅小区，46岁的徐江开着面包车回来了，他在车库停车时，妻子也开始从厨房端出烧好的饭菜。徐江刚要推门，门已经被女儿拉开了，父女俩相视而笑，“你咋知道我回来了呢？”徐江问。“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不就知道了？”女儿习惯性接过他手上的公文包放到客厅沙发上。

　　晚餐很丰盛：清蒸黄鱼、盐水虾、咸肉炖蛋……足足摊了一桌子。

　　他是地道建筑工出身，老家在南通农村，2002年徐江购买了这套160多平方米的住宅，“这是我买的第二套房子，当时花了60多万元，现在已经涨到了160多万元。”徐江还有2套房子，其中一套就在附近，是当初为了将儿子户口迁到上海而买的，“冲的就是一个蓝印户口。”

　　徐江不做建筑工已有多年，他现在是一个包工头，手下有200多名老家来的建筑工。

　　吃饭时，在上海一所公立高中念书的儿子对徐江半真半假地说：“你变质了，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变成了一个靠工人剩余价值生存的剥削者！”儿子把刚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套用到了父亲身上。

　　“怎么跟爸爸说话的？！”妻子有些恼火，冲儿子发火。徐江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尴尬地冲着儿子笑。“这就是生活。可我的骨子里流的还是建筑工的血。”

　　1985年，我25岁，女儿刚出生，那时候老家很贫困，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只有3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厨房其实就是一个草棚子，旁边紧挨着的就是猪圈，我记得当时早餐就是玉米糊，根本不舍得吃米，每次玉米糊烧好了，我都把锅边上厚实的刮给老婆吃。现在玉米糊都成营养品了。

　　记得那时我们家一年吃的油也不会超过10斤。有一年夏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夫妻俩半夜起来应付，把家里所有的面盆、碗盘拿出来接雨水，我披着雨披爬上屋顶修瓦片。

　　女儿被惊醒了，在床上嗷嗷大哭，妻子两手都是接雨水的碗，哪能哄孩子睡觉，于是，她们娘儿俩都在屋里哭。

　　我在屋顶听了心里很烦，一不留神就摔了下来，幸好农村都是烂泥地，没有摔伤。第二天天刚亮，我告诉老婆，我决定出去打工，我发誓要让她们俩过上好日子。

　　差点我就与父亲吵起来，我对他有怨气，我念高中时成绩全班第一，谁都说我聪明，可是父亲因为家境贫穷不许我再念了，要不我肯定能考上大学，也就不会是那副窝囊样了。

　　可是也怨不了他，那个年代很多人连初中都念不完就回家务农了。我高中毕业后学过木匠活，老家的木匠雕花技术是自古传下来的，有点名气。

　　1980年代中期，到大城市打工的人很少。因为觉得没面子，那天我偷偷赶在村民们还没有起床前就出门了。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现在从南通到上海不过4小时，那时候却坐了整整一天的车。

　　到了上海，我像无头苍蝇，当时上海没有多少工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找不到工作，为了省钱，只能每天吃馒头喝自来水，白天站在马路边等雇主，晚上就睡在桥洞里。

　　徐江后来进了一家建筑工地做小工，第一天下班时脚跟、手掌都是水泡。每次老板查看工地，他都异常卖力，渐渐地，老板注意到了这个能吃苦的小伙子。当时建筑工很少，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更少，徐江精湛的木工雕花技术也得到了老板的认可。

　　很快，老板提拔他做了小头目，要他回家再带一些建筑工来上海。这是出门整整一年后徐江第一次回老家，出门前浑身补丁的穷小子已是一身干净的“的确良”，妻子缝的黑布鞋也换成了一双黑亮的皮鞋。女儿已经不认识他了，被徐江亲了一口，吓得大哭。乡邻到他家串门，一向视务农为正业的乡邻也有人开始萌生了到上海打工的念头，徐江收了第一个徒弟张国华。3天后徐江带着妹夫、徒弟等人到了上海。

　　整个村子当时只有两三个人跟我出来，关键是因为当时农村的观念还比较保守，认为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生活好了，出外打工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们几个当时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老板面前表现。上海当时有人叫我们“阿乡”，因此我们也很少到马路上逛，在公交车上也不敢开口。

　　每天的消遣就是看报纸、打牌、喝酒，喝得迷迷糊糊也就不想家了，老婆在家里很不容易，又要种田又要带孩子。当时农村没有电话，妻子想我了只能跑到邮局，电话是手摇式的，要接线员帮忙，夫妻俩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亲密的话。

　　这样的生活过了四五年，儿子也出生了，一双儿女一年只能看到我一次。到了1990年，我手头上有些积蓄了，向老板请了一次假，回老家盖新房。

　　那一次真是荣归故里，当我把全村第一幢小洋房建起来时，所有的村民都惊呆了。我在家里摆了十几桌酒席招待乡邻。那一年正好洪灾，庄稼歉收，再回上海时我身后已经跟了十多个建筑工，其中就有我的二徒弟。

　　上海本地不少优秀建筑工被送到国外学习，我们这些外来的被老板选送到了广州、深圳，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做梦一样。从广州学习回来，我就成了老板的左右手，老板还特意送我到同济大学进修，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徐江的收入成倍增长，1994年，他一年已经能赚到六七万元。每次回家都有不少村民请他吃饭，希望跟他一起出来打工。

　　十多年里，家乡的面貌几乎都是跟着他变化的。村民们陆续建起了更多的楼房，每年的夏天，妻子都在乡邻羡慕的眼神中带着一双儿女乘车到上海与他团聚，等他的妻子儿女暑假结束前大包小包回到老家时，儿女们在小伙伴面前充满了骄傲。到上海动物园和“大世界”看看，成了全村老小的期望。

　　徐江说，他们家在当地创造了数不清的“第一”：

　　村里第一辆“大幸福”

　　当上海刚流行带鸡心的黄金项链时，他就给妻子买了一根；

　　村里第一条“踏脚裤”是妻子从上海引进的；

　　村里第一台冰箱、第一台彩电、第一套VCD、DVD和第一台太阳能热水器是他从上海带回老家的；

　　村里第一部电话机、第一辆踏板车是他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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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江的妻子是村里时尚的领潮者。每次她从上海回老家，都会掀起一股“上海风”，女人们跟在她后面取经。她的装饰跟着上海的潮流变换，村中小媳妇们则跟着她变换，脖子上的项链从黄金到珍珠再到铂金。

　　“喝牛奶是我们家先开始的，五毛钱的硬币刚出来时老家的孩子都没见过，那时候小伙伴能玩一下我袋子里的五毛硬币都会很激动。”徐江的儿子说。

　　这些都是1990年代的往事了，村里的面貌现在已经彻底变样，小洋房早就不稀奇，更重要的是村民的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村民们大多将农田出租给了外地务工人员，整个村子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跟着徐江加入了建筑工的行列。

　　我们村成了当地最时尚的小康村，很多人都延续了我的步伐。1999年，我手头已经有了几十万元积蓄。我在西郊买了一套商品房，儿子有了蓝印户口，成了新上海人，女儿跟着我料理公司。

　　我又成为了村里的“第一”。看到我把孩子接到上海，村里靠做建筑发家致富的人也开始迁往上海。我把房子买在哪里，他们就把房子买在哪里，我辞职办建筑公司，他们也辞职办公司……

　　我的大徒弟张国华几乎就是照搬了我的发展模式。2002年

　　我执意要买，为此家里还发生了一次很大的争执，但钱是我赚来的，最终还得听我的。很快，

　　在徐江带动下，村里有七八户人家都迁到了上海，当然，也有人发家后抛弃了糟糠之妻，徐江为此有些愤懑：“我们这批人能走到今天，都是因为老婆在后方包揽了所有的事情，当年再苦都一起熬过来了，现在日子火了却背信弃义找小姑娘去了！”

　　事实上，徐江常将建筑工带到家里吃饭、洗澡，他也时常在工地上与工人一起蹲在地上吃饭，用他的话说：一路苦过来，这饭，比大鱼大肉香！

　　他每年春节都坚持回家过年，照惯例，他的妻子儿女会把上海的最新流行带回去。

　　徐江的儿子说，他今年春节回老家，发现与儿时伙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但我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将考进上海的大学作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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