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如何向历史作别

　　新农村建设：如何向历史作别

　　□陈 川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作为当代中国根本性问题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难题，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业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的一种特殊表现。

　　历史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直至20世纪中期，一直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依靠良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和精耕细作，我国劳动人民曾创造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典范，其发展水平令西方封建庄园农奴制社会所无法企及。

　　农耕文明下的定居生活方式和相对高效的生产方式，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大量新增人口必然需要大量新垦土地养家糊口。作为吃饭农业，不需也不必计算生产成本，随着富饶土地开垦完毕，条件较差的土地开始进入耕作序列，单产的降低只有靠耕地面积的增加来弥补。

　　如此一来，除了战争和疾病，耕地或者说粮食产量因之成为限制人口数量的最主要的阀门。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不适用商品经济级差地租理论(即生产成本高于粮食市场价格的土地自动退出耕作序列的农业生产规律)的独特发展规律，也是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的历史成因。

　　然而这种小农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农业剩余尤其是可转化为商品粮的剩余相当有限，历代王朝为维持社会稳定不得不采取“重农”而抑制工商之民增加的国策。

　　如上双重制约，使中国社会发展始终无法靠自身力量有效突破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瓶颈。

　　只有到了近代，当传统中国在西方枪炮威逼的屈辱中被迫打开国门接受工业文明挑战——小农经济不得不直面全球商品市场体系之时，现代经济学的级差地租理论才开始发挥作用，小农经济的破产已在所难免。

　　因此，如果可以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维持、农村相对于城市文明的衰败以及农民生活的困顿作为“三农”问题之现象描述，则一般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产生与中国现代性之肇始，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正是由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而要将一个数千年来一直维持小农经济的社会，全部改造、吸纳、整合到现代经济之中，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性意义上，农民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才被定义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以贯穿于中国近代史以来之始终。由此也可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正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不断推进直至完成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破除城乡二元的传统社会结构，使之从根本上趋于同质而和谐。

　　当代“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

　　现代经济发展，无非是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形态结合、积聚的问题；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无非是生产要素结合方式和结合途径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为保障工业化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实行“资本进城农民不进城”的发展方针——以尽可能多的农业剩余支援城市工业化的政策，同时配以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解决了工业化初期资本加速积累问题，但这些政策也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

　　改革开放后，“资本进城”的流向基本未变，土地由于城市面积迅速扩张也开始大规模“进城”并向资本转化，唯有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却难以落户，经济发展依然处于城市不断从农村汲取资源——发展成果和分享人口仍不均衡的状态。

　　正是依存于上述发展路径，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经济、人口和就业结构却呈现出相当失衡的局面，当代“三农”问题的凸显，就是这一结构性失衡的表现。

　　以2004年为例，农村人口达7.6亿，占总人口的58.2%，农业从业人员3.5亿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6.9%，但创造的农业产值只占GDP的13.1%——农村人口分享的GDP份额太少。随着工业化推进，今后这一份额还会进一步缩小。

　　这样的财富分享格局，必然导致农村和城市发展、农民收入和市民收入之间产生巨大落差。关键在于，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超越农业和农村层面，需从现代化全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由于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都很小，特定时期内我国农产品市场总容量是相对有限的，难以随产品价格下跌或居民收入增加而有大幅扩张，至关重要的是，由多少农民来分享这一市场。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影响越来越深入的条件下，当代“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不在于“地少”，而在于农民太多，农民比重太大。如不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城市居民数量，即使能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产量，也会加剧农产品市场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民收入仍不可能大幅提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求反思以往城乡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和“三农”问题的现状，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现代化更具战略性的位置，并深入探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最佳方略。中共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又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方针，这既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正确处理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的辩证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历史指向，仍然是数亿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何以自处和融入——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历史发展之动力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和有效性来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则要着重处理好“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的辨证关系。

　　“资本下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解决长期以来资本向城市流动，农村资本短缺，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农民进城”，则是要通过农村人口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城市人口比重，“缩小分母”，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

　　“资本下乡”的必要性，在于由于农村长期处于公共财政覆盖范围之外，投入不足，以至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当落后，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低。

　　即便将来城市化完成，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也会有2~3亿之多，因之，改善中国农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使他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重要性不言自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囿于公共资源的稀缺性，“资本下乡”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问题就凸显出来。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自然经济，受人口增长进而寻求新的谋生土地之压力推动发生的农民自然迁徙，造成我国农村人口分布相当分散，甚至有数千万人生活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因此，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方面要着重搞好新村镇建设规划，有序引导人口集中居住，对人口过少、生存发展条件较差的自然村，一般不宜搞“村村通路”等投入较大的工程，而应以搬迁集中为主。

　　另一方面，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基础上，要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增加农民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破解“三农”难题，更根本性的战略举措，还是要积极有序地推动“农民进城”。

　　“农民进城”，既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需要，也是亿万农民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要求，更是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提供空间的需要。没有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单纯依靠农业，继续沿用现有的生产方式，由数量庞大的农民耕种越来越少的耕地，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使农村人口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只有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城市农产品需求增加，才能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同时，农民变成市民，意味着消费层次的提升和消费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家庭用品、服务业需求的大量增加，这将创造出中国调整三次产业结构、转变投资消费失衡的增长方式和推动经济升级最需要的市场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加快推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进城务工群体，他们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城市，但户口却不在城市，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他们每年在城乡间的大规模流动其实耗费了很大的社会成本。

　　“统筹城乡发展”，进城务工农民(又称农民工)应该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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