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决策背景：让农民进入经济循环

　　□本刊记者 李北方

　　新农村的政治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作为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的总称，是19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提法。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农业问题，没有“三农问题”，或者说农村和农民

问题没有凸现得很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一段时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15%，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生活改善效果明显。1986年以后，主动的农村改革陷于停顿，但农民的普遍状况仍在朝好的方向走，这要归功于乡镇企业的兴盛，为很多农民提供“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进入1990年代，城市的改革步伐后来居上，又为大量农民提供了“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的机会。这个阶段里，农民在收入增长的速度虽然相对放缓，但绝对收入仍保持上升态势。

　　李昌平在上书前任国务院总理朱基的信中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个说法广泛流传，几乎成为“三农问题”的写照。但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农业真危险”并不是对现状准确的描述，根据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的农业增长率只要比人口增长率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安全的，即达到3%就不错了。1978年至2004年，中国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6.2%，近两年粮食丰收，粮食安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三农问题”的症结不在农业生产，而在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

　　农民问题开始凸现的转折点是1998年。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新增投资减少，就业机会随之减少，大量农民工无奈返乡。同时，乡镇企业在竞争中大量倒闭，也造成农民回流到农业，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比例上升。为了走出通货紧缩，上一届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力图拉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些财政的投入都集中在城市。

　　各种因素累加的结果是，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从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1.84∶1，到1994年2.86∶1，再到2005年的3.22∶1。更可怕的是，农民不但感受到相对贫困，还陷入了绝对贫困的境地。1997年之后，农民平均收入连续4年负增长。农民问题压倒了农业问题，成为中国政府要面对的首要难题。

　　杜润生先生感叹，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他在2003年警告说，“外来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再歧视他们，他们只能更加弱势，甚至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分子的供应体。”当占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在改革中所能分享到的成果日渐稀少，地位益发弱势，演变到有可能成为影响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对这部分人利益的关心和补偿自然就成了最大的政治。

　　本届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自2003年执政以来，就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从2004年开始，中央再次连续发出“一号文件”，从“两减免、三补贴”到限期取消农业税并加大补贴力度，步步推进，直到启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这一方面有助于维持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另外，由于与西方式民主不同，新农村建设不是农民群体政治压力的产物，而是中央政府的主动决策，被解读为一项德政，这也有助于塑造本届政府的亲民形象，提升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让农民进入经济循环

　　依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这是一个旨在一箭双雕的举措，除了给农民群体国民待遇，让农民也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同时还要为启动内需，构建更健康的经济体系的目标服务。提到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层面，不能绕开一个人，他就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这位学者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智囊人物之一。林毅夫在1999年就提出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在学术界是最早的，并最终为决策层所接受。但是，形成政策的新农村建设要比他的建议更为多层面。

　　刺激林毅夫思考新农村建设的是始自1998年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指由于社会总供给高于社会总需求而造成的物价总水平在长时间内持续下降的经济现象，短时间来看通货紧缩对老百姓有好处，因为钱更值钱了，但长期来看通货紧缩伤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物价下滑商品滞销，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经济规模会萎缩掉。这里的需求是经济学上意义的需求，指的是既有实际的需要也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无效的。所谓扩大内需的意思是要扩大有消费能力的人群规模，而不是让有钱人变得更贪婪。通货紧缩的极端形式就是经济危机，生产能力过剩制造出大量的商品，而广大有实际需要的人却没有钱买，就会出现一边把牛奶倒进大海，一边饿殍遍地的局面。防止经济危机的办法只能是避免让大部分人陷入贫穷，让穷人富起来为富人更富提供前提。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1998年，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出口下降，大量原本要销往海外的商品只能转而在国内寻找市场，于是就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通货紧缩冒头。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至今仍未走出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学家和决策层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在经济增长上过度依赖出口，而要开发国内的消费市场。国内最大的消费群体就在农村，广大农民不是不需要市场上的产品，而是收入有限买不起，于是国家才要千万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有能力参与经济体系的循环。如果任由农民继续穷下去，不但在政治稳定会出现问题，经济发展也迟早要崩溃。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农民收入不仅是为农民着想，也是为城里人着想。

　　在打农村这个大消费市场的主意时，林毅夫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让穷人富起来上面，这是政治家要考虑的。作为经济学家，他看到了已经存在于农村中的“存量需求”，也就是有了消费能力，却受制于其他条件约束无法释放出来的那部分需求。例如，他考察了农村中家电用品的保有量和城市的区别，发现1998年每百户农民收录机的拥有数量和1991年每百户城镇居民的拥有数量几乎等同，但1998年每百户农民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数量却远低于1991年的城镇居民水平。林毅夫的解释是，收录机的使用不需要其他配套的基础设施，而彩电、冰箱、洗衣机则不同，它们需要稳定的供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系统才可以。

　　为了走出通货紧缩，上届政府着眼于城市发展，积极投资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修高速公路修桥梁等等，几年下来虽然拉动了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在城市创造的就业和需求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林毅夫认为，应该将财政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为农民修建道路、电网、自来水系统等。一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期短、见效快，投资转化为需求效果明显，还可以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投入1元钱至少有9毛钱变成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让农村中的“存量需求”释放出来，按照这个思路去设想，路修好了，更多有能力的农民就愿意买摩托车，接入有线电视信号，会有更多的人换彩电，有了上下水系统，农民会习惯使用洗衣机等等。总之，林毅夫认为，新农村建设无论对提高农民收入还是缩小城乡差别都有好处。

　　农村与城市在中国27年改革中做了这样一次对话：你背着我走一段，我再背着你走一段。

　　现在好了，从某种意义上讲, 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通称2006年“一号文件”),客观地确立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市民的辩证关系——农村与城市亟待共同成长，不用也不能谁再背着谁了——此乃“反哺”(而不是反补)之题中义,也是理想中义。话又说回来：历史重复很简单，向历史作一个不回头的告别，则难。这正是关于新农村建设陈川先生着手于历史解题的原因所在。

　　新农村建设：如何向历史作别□ 陈 川

　　“厉股份”谈新农村□ 李北方

　　改革不停步□ 杨 军

　　总理承诺，重在落实 □ 郑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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