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始末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蒋介石单独召见我，

　　希望我放弃竞选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我是不支持你的,你一定选不到!我坚定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 到！

　　1948年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希望有所 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 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但我知道，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偏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 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 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 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 胜仗是我打的罢了。

　　果然，蒋先生不久单独召见我，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 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 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 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 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 ’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 ，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 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介石亲自出马

　　劝孙科竞选打败我

　　当蒋先生认定我绝不自动撤退之时，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但孙科本无意竞选。

　　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已不可能，他就只有用支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来 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竞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 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绝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 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力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作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他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做空头的副 总统。再者，竞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 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掌立法院，但是 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亲访，当然就作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 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 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 卡车之多云云。

　　“以退为进”：我宣布退出竞选

　　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

　　4月19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20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23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 副总统选举是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754票领先；孙科以559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522票；第四于右任，得400 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200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1163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945及616票。竞 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 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 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24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 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 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 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 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25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 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 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 ：“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4月28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 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29日四度投票，我终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当选副总 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 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 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 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 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 开向汤山去。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 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我不过是换了一个

　　吃闲饭的位置

　　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5月20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 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 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 。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0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 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 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 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 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 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 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 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本文摘自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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