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底片上的黑白记忆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西藏住了4年之后，于翔开始反思那里之于他的影响

　　加上黄色滤光镜，因为那里紫外 线太强，防紫霭。对，带上羽绒服，要带。”合上手机，于翔解释了一句：“这 两年没怎么去西藏，但是朋友们进藏前还是经常打电话来问

问拍片的事。”说这话的时候，于翔刚从798工厂北京4月中旬 硝烟般的扬尘中“撤退”到路边的咖啡吧里。

　　“这两年我虽然不怎么去了，但仍然在想，它为什么对我的吸引力有这么大。”于翔在西藏住了4年之后，开始反思 那里之于他的影响。

　　西藏孕育的相机

　　大学毕业那年，有3个月的创作假，那是1995年，于翔第一次来踏上青藏高原，并全都留给了西藏。这一次进入 结出的果，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直到1999年在西藏的4年定居。

　　拉萨八角街，租住在藏民家里，除了“生活”就是“行走”。他的生活和在内地时别无二致，每天天亮睡，下午三四 点钟起床，看书看碟。在生活的含意上，于翔没有“内地的生活”还是“西藏的生活”的区别，它就是“我的生活”。这也是 近几年他反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在西藏那些年没有抓紧时间拍片，是得是失？后来感到最大的收获其实就在这里——没有把 西藏简化成素材地，因此作品无论在什么地方拍，西藏让他想明白了的东西，都能用到各处去。

　　西藏让他想明白了什么？他既不是旅行者又不是原住民，既能看到旅行者，又能看到原住民。这种经历让于翔意识到 一个人的身份上是多么重要，以什么身份介入到事件当中去，直接影响到和这件事之间的联系。“你用一个盲目的旅行者的身 份，到西藏来，这样其实什么也没有得，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西藏的经历在成熟过程中起的作用，让于翔下山后把精力聚焦。

　　他开始制造被朋友们称为“于翔的那个机器”的作品。“应该叫大底片相机，前面再加一个形容词，超大底片相机” ，于翔说。它使用的底片为12×20英寸大小，相当于30×50厘米。

　　相机的设计者是于翔本人，底片在国内外定制，最关键的照相机的镜头，则是来自国外的拍卖会——现在没有哪个厂 家能生产这种特殊规格的镜头，那些产于1890～1930年间的古董相机镜头，则符合于翔的要求。

　　两年多时间，在于翔的工厂，这种纯手工作品中，出品了100多个。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目前世界上需要玩 这个的，也不超过200人。事实上要完成一只相机的制作，需要6个月时间，因为是“批量”生产，所以每年还能完成50 来只。这个数量对于专业圈子里的人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在旷野中笑着和人相聚

　　西藏时期的于翔没拍过沧桑的脸、活的艰难，“这太具象，而且重复度太高，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已经足以造成疲劳 ”。在他不再愿意提及西藏时期的创作中，拍过一组名为《美丽的藏族》的作品。“尽管非常贫穷，但是他觉得非常好，他有 信仰，有善良，他有灵山，他有湖，他觉得他什么都有。”在西藏于翔看到的“最穷的人，都觉得自己无比的富有，心灵无比 的安宁”。

　　这么多年来，一个概念在于翔的脑子里越来越明确：在西藏感受到的，与其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反射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绝对没有的温情。人类本身同宗同族的默契，在西藏随手可取。“在西藏，旷野里的 两个人会自动地聚在一起，而且，旷野中走到一起去的两个人一定会是笑的。在西藏你冲任何一个人笑，他不会觉得你是神经 病。也会冲着你笑，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可以和进行各种非语言的交流。这一点在城里是没有的”。于翔感受到的藏族是一个 温和的民族，这种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赖以生存的条件，由于文明和进步，反倒被都市所遗忘了。

　　“你说，人和自然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人到底能不能征服自然？”回到内地已经三年了，于翔一直在思考西藏 留给他的“问题”。

　　“如果只想征服而看不到自然的反作用力，他就只能抱怨、抱怨、抱怨。”于翔说。他特别高兴看到

　　“青藏铁路开通后，我还会再去，但不会把它当做西藏来去。”对于于翔，那不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不想炫耀 自己在西藏呆过的经历，那只是你在一个地方呆过，不要把事情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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