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从卢梭到巴金，他们的真诚忏悔非但没有降低他们在历史上的半点地位，反而为人类解剖自己、思考人性提供了珍贵 的标本。

　　-刘仁文

　　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部“文革”结

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 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 回响。重温此书，却使我想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 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是不需要吗？只要对比一下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乃至影视界所展开的对种种谬误思想的清算，再看 看我们法学界在今天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日渐重要的角色，就不应怀疑：作为一个或自己直接参政、或培养治理国家人才 的群体，如果不敢或不屑去正视过去，不从严肃的反思中有所获益，这对社会绝不是件好事。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这本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 贵啊。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遇政治运动，就马上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发的人，又反过 来揭发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要求他交代清楚与某某右派分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有位法学界前辈对我说起他当时在 这所大学上学时的感觉：今天台上这位老师还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师，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同样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曾经的法学所同事谢怀木式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他指出 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法工作是错误的。就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性的话，就 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谢先生去世时，由于他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法学界少有 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在谢老面前，许多学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都会感觉心理有愧。遗憾的是，我未曾 听说过那些当年参与“整”谢老的人在谢老去世前或去世后有过丝毫的公开忏悔。

　　在另一本1957年出版的《政法研究》杂志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一位当今法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居然在一 个揭批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的会上作如下发言：钱是如何把他叫到办公室，偷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向他透 露他准备如何将北京政法学院办成一所修正主义的大学。这位先生我从内心是尊重他的，也感到他在法学圈内的老一辈中还算 是比较开明的，因而在一次餐桌上，我忍不住提起此事，他却告诉我：当时他们揭发钱先生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且钱先生平 反后，他们也去他家里表示过歉意，钱先生也理解他们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所作出的发言。听完此话，虽然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德 高望重的前辈，但像他这样的人都能在那种特殊的年代被异化到这一步，足见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果他能以当事人身份对 这一段历史予以回顾，也是给社会的一种贡献。

　　说实话，我有一个感觉，跟其他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相比，中国的法学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幼稚阶段，包括学术规范、 学术环境和学术气氛。在法学界，似乎有这样一条潜规则：自己不去讲过去的不光彩，也忌讳别人去点这样的痛处，哪怕完全 是从正常的学术探讨角度。谁都知道，这是一种鸵鸟做法，是一种学术生态低层次的表现。从卢梭到巴金，他们的真诚忏悔非 但没有降低他们在历史上的半点地位，反而为人类解剖自己、思考人性提供了珍贵的标本。

　　当然，法学家不去反思“文革”和“反右”，不去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忏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 他们太忙了。这种忙，有客观的一面，“文革”后，痛定思痛，人治逐渐被法治所取代，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法学家也随 之成为社会上的香饽饽，他们被频繁地邀请参与国家的诸多立法和司法，出入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各省市的法制讲堂，还 有各种挂职、兼职、专家论证、

　　我并不是要法学家们去掀起过去的伤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诉，那太肤浅。我要说的是，法学家们作为一个 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它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进行很好地清理 ，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为他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

　　相关专题：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