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教授卖兰考大米遭遇追捧与曲解

　　何慧丽直言，自己无意亦无力树立一个“教授卖米模式”，但新农村建设中，行动的责任比旁观的评说更重要，不行动就永远没有借鉴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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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4月27日，在曾经的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的推动下，从年初就跑到北京卖米的河南兰考农民们又有了一项新举动：推行“购米包地”活动。在兰考大米已经进入北京超市，获得相对稳定销售渠道的情况下，这一促销新招令外界纷纷猜测他们的意图，也使教授卖米的话题继续在坊间延续。此前有关评论中也不乏这样的疑问，教授的行为是否反市场，今年借教授之力卖完了大米，明年还能否继续，事件有没有可复制性。显见，教授卖米事件是被相当一部分人作为范例来评判的：如果它没有可资其他农民借鉴的模式

，那么这样的卖米事件似乎不搞也罢。这使得事件的发起者何慧丽陷入“被追捧与曲解”的苦恼，何慧丽直言，自己无意亦无力树立一个“教授卖米模式”，但新农村建设中，行动的责任比旁观的评说更重要，不行动就永远没有借鉴意义可言。

　　从书店卖米到购米先定地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挨个找人游说认地。”5月10日晚近8点，张砚斌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提供的免费住处。这位河南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的党支部书记，连同另外一位村民李景顺每天早晨5点半就开始在北京各个城区里跑，为销售村里的大米奔波。掐指一算，春节过后，他们已经在北京待了整整3个月了。

　　今年1月初，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何慧丽的带领下，张砚斌和李景顺带着南马庄村农民合作社种植的10吨绿色大米到北京推销。何慧丽的另一个身份是兰考县挂职副县长，3年前，她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开始在三义寨乡进行“新乡村建设”试验，南马庄村成立的合作社就是其中一个项目。前年，村里决定发展无公害大米，88户农民种植了2000亩绿色大米，去年11月一下就收获了700吨。但农民还没来得及享受丰收的喜悦，就陷入了销售困境，他们试图打入郑州和洛阳的超市的努力均告失败。无奈之下，何教授带着农民转向自己的根据地北京。

　　最初，农民们到各个城区摆小摊卖，虽然有三农专家温铁军写的推荐信，但一周还是只卖了100多公斤大米，后来，一家书店老板在自己店内为农民们免费提供场地，协助销售大米。北京媒体也开始关注此事，教授卖米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何慧丽和兰考大米的知名度迅速飙升，越来越多的人来购买兰考大米。3月15日，兰考大米进入北京华联安贞店，这家超市不仅免掉了农民们的一切费用，而且将兰考无公害大米置于颇显眼的位置。截至5月10日，北京已经有9家超市，另有乌有之乡书店等4个点，大米以平均每天500公斤的速度销售。

　　就在人们认为大米已经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可以安下心来的时候，他们又搞起了“购米包地”。4月27日，何慧丽、温铁军等6位学者宣布成立“北京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倡导让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对接，形成双方都能受益的良性互动机制。合作社的第一次活动就是“购米包地”。所谓“购米包地”，就是消费者直接与南马庄农民签订合同，购买指定土地上收获的大米。“市民先交100元定金，价格到收获的时候由中间人定，消费者不刻意压价，农民保证大米质量，哪块地是谁定就写上他的名字，可以随时去地里看。”何慧丽说。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赢，但也有双输的时候。消费者拼命地压生产者的价格，生产者没办法，就只能在生产上做文章，多用化肥、多喷农药。在这一点上，生产者是可以让消费者防不胜防的。这些问题，依靠市场本身来解决很困难，所以我们搞消费合作社，消费者不压价，生产者也不造假货。”作为发起人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如此解释包地的初衷。对于购米包地的价格认定，有媒体称由三农专家温铁军担任，也有人说是何慧丽，但无论是谁，“他们学者可以承担这个角色，生产和消费双方都信任”。

　　新销售方式遭遇波折

　　张砚斌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包地600亩。4月27日当天，一位广州的企业家已经认购100亩，之后何慧丽发动学生和同事加入，截至5月10日下午，游说成功的总共有111亩地。“到六月插秧季节就得停止，定多少就算多少。”与学者们对消费与生产的理论阐述不同，张砚斌对购米包地的理解更为现实。他说，超市虽然免掉费用，但毕竟不长久，而大米进入超市不久，北方一种同类型大米就降了价。“何教授说，购米包地可以把中间商人盘剥的可能降到最低，而且包地这种形式又比较稳定，农民们就愿意干。”

　　张砚斌上个月的手机费是1100元，这让这位村支书十分心疼，但没有办法，每隔两天他必须通过电话跟村里联系。“一斤大米卖2.5元，运费成本就得有0.67元，现在就是赔着本卖。”

　　而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由于兰考大米出自国家贫困县，相当一部分参与销售与购买大米的人是抱着一种“支持公益事业”的心态的。普通大米市价1.5元一斤，人们能否日复一日地多花1元钱支持南马庄的农民，相当多人持有疑问。在推行“购米包地”的时候，最初张砚斌跑遍了北京西城区的小区，摆上展板，打出条幅，但询问的人并不多。不得已，何慧丽再次走“熟人路线”，向自己的学生、同事推销。

　　无论是最初卖米，还是购米包地，共同的一点是教授和农民们没有走正常的市场路线，而是过多地借助于新闻效应与社会热心。正因为此，教授卖米事件甫出，质疑声就不绝于耳。主要集中为两点，一是何教授让农民去北京“直销”，是无视市场规律，无视现代物流，无视社会分工；二是大米今年卖完了，明年还能凭借教授之力继续卖下去吗？兰考大米能给其他农民一个成功的启示吗？

　　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知名评论员童大焕的文章，认为教授卖米一周只卖出100公斤，“个人英雄主义失去市场，恰恰是市场信用逐渐成熟的表现”。一位采访过何慧丽的同行对记者说：“现在市场化程度如此高，分工如此细，她还在让农民自己去街上卖大米，挣的钱连路费都不够。一些知识分子凑个热闹来买，农民还要打车给人家送过去，纯粹赔本赚吆喝。”4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人们对主食的消费比重日益降低的情况下，如果考虑到大米的运输成本及经营超市的成本，其价格优势会打折扣，毕竟现代物流是市场经济下专业化分工的结果。

　　同时，由于何慧丽与温铁军在三义寨的新农村建设试验，不少人对“南马庄模式”抱有相当高的复制期望，但最初教授卖米的尴尬与无助，以及后来借助媒体，又让他们否定了事件的可推广性。因此即便成功，也仅仅是个教授“大米秀”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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