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爆炸案启动停留10年的中西谈判

　　谈到中西引渡条约的谈判过程，徐宏表示，“比较顺利”。不过，在顺利的背后包含着中西外交关系经历的11年。 “最早在1994年，中国方面向西班牙提出缔结司法合作方面条约的建议，不过一直到2004年，西班牙方面才有了第一次正式回应。”徐宏表示，2004年3月31日，马德里发生恐怖爆炸事件后，西班牙政府开始对国际司法合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当年4月，时任中国司法部长张福森到西班牙访问期间，和西班牙司法大臣谈到希望双方能尽快把司法协助、引渡、被判刑人移管3个条约都谈成。

　　“这是一个转机，西班牙方面当时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黄风回忆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他随同张福森访问。此外，随着国内贪官和经济犯罪分子纷纷外逃，舆论对反腐败的呼声很高，有关部门一直特别强烈地希望能推动和欧盟国家尽快签订引渡条约。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最高层领导曾专门就此做出过批示。

　　外交部给本报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9月，西班牙首先提出和中国缔结司法合作条约。去年6月，双方在进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谈判期间，西班牙方面再次表示希望尽快展开引渡条约谈判。

　　徐宏介绍，去年10月18日至21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五部门组成的中方谈判代表团，与以西班牙司法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在西班牙首都

　　“谈得很顺利，只在一些措辞上进行了修改。”徐宏回忆起当时谈判的场景时笑着说。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一轮谈判就把3个条约都谈下来了，非常顺利。”黄风说的3个条约除了引渡条约外还有《被判刑人移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到10月21日，双方就引渡条约全部条款达成了一致。2005年11月14日，在胡锦涛主席访问西班牙期间，两国正式签署了该条约。

　　“这次谈判如此顺利的背后是国内各部门经过多年协商甚至争论后达成了共识。”黄风说，我国为突破死刑条款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据他透露，我国有关部门在和西班牙谈判之前有好几个引渡条约想突破都没有突破成。

　　“其实我们这个谈判比较难做的工作是在国内，这几个部委如果认识不统一是很难谈判成功的。”黄风说，后来，由于我国陆续在余振东、杨秀珠等几个案件中采取了承诺不判死刑的方式，大家也都觉得还是对打击贪官外逃有效，而且在目前状况下，还是对我们有利的选择。

　　至于各个部委到底有哪些争论，黄风和徐宏均笑着表示不便提及。

　　黄风至今对去年外交部等五个部门在去马德里之前在国内开的协调会记忆犹新。各个部门带来的意见还是不一样，但是由于在实践中我国已经承诺不判处死刑了，因此这时坚决反对条约中写入死刑犯不引渡条款的已经没有了，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更慎重一点。“把这一条款作为最后实在不行的方案。”

　　黄风说，很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也要求引渡不判死刑的条款，这说明死刑承诺条款和废除死刑的政策已经没有特别直接必然的联系。“它已经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条款。通过这个条款表现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形象。”

　　“我一直呼吁，中国适用死刑没关系，但是可以通过承诺引渡犯不判处死刑条款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我们维护人权的形象。这是一个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黄风说，我们接受死刑犯不引渡条款，说明中国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趋势。

　　“红色通缉令”误区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讲追逃，就讲国际刑警组织，这是我们当前在追捕外逃上的一个误区，而且耽误了我们很多事情。”

　　黄风说，我国已经把追捕外逃贪官作为今后反腐的一项重点，而且把和主要逃犯的目的地国，也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和他们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关系作为工作重点。但是目前，在追捕外逃贪官方面，除了缺少足够的双边引渡条约外，还有人为因素的障碍，就是对国际刑警组织的认识。

　　“在引渡问题上，我们好像觉得把红色通缉令发出去，就等着结果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风介绍，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法制健全的国家，警察的权力很有限，国际刑警组织充其量就是一个交换情报的作用，帮你查找人。绝大部分国家，按照引渡法的规定，警察都没有在引渡问题上对外国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包括拘捕和临时拘捕。“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察也要去做司法机关的工作，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做法院的工作呢？”

　　黄风建议，在立法上，除了现在的引渡法，我国还需要制定一部刑事司法协助法。他说，司法协助涉及的范围太广了，包括调查取证、追缴犯罪所得、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等问题。刑事司法协助和国内立法有密切关系。黄风、

　　此外，为更好地追捕外逃贪官，黄风建议要对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比如，犯罪嫌疑人在逃、死亡，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能对资产进行处理，这是需要修改的。”□廖卫华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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