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都是朋友

　　天津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小綵舞(骆玉笙)，曾演唱过一个新曲目《击鼓骂曹》。她在这个段子里仿照京剧“骂曹”， 也有“夜深沉”曲牌，也有双手击鼓，用的也是南堂鼓。那年，她带这个曲目来北京演出，首演在广德楼剧场。演出前几天， 广告登出：“特请杨宝忠胡琴伴奏”。这一条宣传，使得门票被争抢一空。

　　演出那天，人们苦苦等候杨宝忠的出场。等到了最后，也没见他的影子。观众大失所望，有的离席而去，有的嘟嘟囔 囔，场内秩序一度混乱。其实，那晚的节目挺精彩，人称“金嗓歌王”的小綵舞自有号召力，仅由于宣传失真而影响不好。事 后，有人问杨宝忠，他笑而不答，追问再三，也只说一句：“都是朋友。”

　　这话，当如何解释？谁也不明白。多少年以后，一位曲坛名票(李石如)对这四个字做了分析。他说：“小綵舞去北 京演出请杨宝忠伴奏，是临时帮忙。帮了这个忙，皆大欢喜。可今后怎么办？回到天津再演，又该怎么办？没有杨宝忠伴奏， 岂不是让小綵舞的这个段子减色吗？凡事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宝忠够意思。”

　　正因为是朋友，也正因为替朋友想，他才未去，任别人误解。

　　老胡琴

　　但凡好东西，大多来之不易。这里不单是个有无财力的问题。比如张伯驹、潘素夫妇为了那些国宝，除了典当黄金、 首饰、房产以外，还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乎把老命搭上。杨宝忠也有件宝，就是他手里那把用来伴奏的老胡琴。它也算得来 之不易。而这个不易，则在于它的偶然性。

　　早年北京王府井的东安市场里，有两家“清音桌”(即京剧清唱茶楼)。一个叫舫兴茶楼，一个叫德昌茶楼，每日下 午两点开锣，一直唱到日落时分。茶楼门前的海报用正楷写着“特请五城弟子随意消遣”。啥叫“五城”？那时的北京划分为 “东、西、南、北、中”五城，故叫五城。所谓“弟子”，就是指票友。每逢周六、周日，这里就热闹非常，座无虚席。在这 两座茶楼之外，还有一家清茶馆，它坐落在“润明楼饭庄”对面的一座小楼上。楼上，阳光充足，窗明几净，桌椅一律是竹藤 编制，室内备有当日报纸杂志和各色棋类，壁上挂着几把胡琴和月琴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时尚而温馨。京城的文人墨客 ，票界名宿和棋界高手，多来此一抒雅兴。虽非“群贤毕至”，也称得上“风流云集”。

　　一天，有两位先生(张振华、白宝华)发现这里的一把老胡琴的音色颇好，宽亮又圆润，遂决定请杨宝忠来看看。翌 日下午，3人来到茶馆。杨宝忠未待泡茶，就走过去摘下那把老胡琴，仔细查看一番后，立即坐下来，拉了段“小开门”(京 剧胡琴曲牌)。他喜形于色，悄悄对白先生说：“您问问老掌柜，能不能让给咱们？”

　　茶楼主人50来岁，精明干练。他一听，忙说：“这几把胡琴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挂在这里，专为诸位先生消遣， 不能出手。”

　　白先生对他说：“我这位朋友(指杨宝忠)喜欢这把旧胡琴，您让给他再买把新的。”

　　见掌柜面露难色，白先生又道：“我这位朋友，您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他就是杨宝忠杨老板。”

　　掌柜听了，忙说自己实在“眼拙”。他三步两步走到杨宝忠跟前客气一番，双手拿着那把胡琴，说：“既是您喜爱这 把胡琴，就送给您了。别提什么，您留着玩吧！”颇有古人“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的气概。

　　杨宝忠接过胡琴也客气几句，俩人都十分高兴。接着，杨宝忠拿出20元钱对掌柜说：“一点小意思，收下吧！”掌 柜连连摆手，执意不肯。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20元可不是个小数，30多元就够买一两金子了，何况那时的胡琴不 贵。

　　白先生说：“这不是胡琴的钱，是杨老板的一点谢意，你就收下吧！”

　　掌柜略加沉思，抱拳道：“那我就谢谢杨老板了。”

　　老胡琴经过杨宝忠的一番加工，成为他日后得心应手的伴奏工具。没过多久，白先生得到一把杨宝忠请当时最高明的 胡琴工匠制作的胡琴。工艺精致，担子上刻着“宝华先生雅玩 杨宝忠敬赠”的题款。还是他亲自登门送琴，说：“一是表 达谢意，二是留个纪念。”

　　这样的伶人旧事，怎不叫人感叹——京畿之地，帝辇之下，故都优雅如许。人气最厚，人情也浓，难怪它能如此长久 地维系着中国古典艺术的脉缘。

　　“阿马蒂”

　　梅兰芳中年对西洋音乐也热衷过一个时期，为此还购置了钢琴、小提琴、西洋音乐书籍和乐谱。后来，几位朋友劝梅 兰芳别在洋玩意儿上瞎费功夫，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京剧本行。于是，把钢琴送给了齐如山的小女儿，西洋乐谱及唱片给了儿 子(梅)葆玖，自己只保留了那把

　　杨宝忠跟一位意大利音乐教师学习提琴，练了许多乐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萨拉沙泰(Sarasate)那首 弓法较难的《吉卜赛之歌》(Ziqeunerweisen)演奏得十分动听。抗战胜利后，他每次到上海必带“阿马蒂” ，带上“阿马蒂”必去梅宅，演奏几段给梅兰芳夫妇和在座的其他朋友听。演奏前，他还拱拱手，谦虚地说：“这次再请诸位 听听我有没有长进。”一个有月色的夏夜，杨宝忠在梅家阳台上奏起《吉卜赛之歌》，听得梅公子(绍武)入迷又动心，并表 示自己也要跟学小提琴了。

　　1950年代末，杨宝忠还通过梅兰芳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借出一件藏品——梅 雨田(梅兰芳伯父)的胡琴，到梅宅演奏。杨宝忠用它给梅葆珗(梅兰芳之女，老生演员)伴奏了一段《文昭关》。杨宝忠弓 法娴熟，速度极快，琴音铿锵悦耳。好琴加好手，一曲下来，令人终生难忘。

　　梅绍武问他：“您的演奏为什么与众不同？”

　　杨宝忠答：“这是我平时常练小提琴的好处。你有没有听出我用上了‘斯泰加托’(Staccato，断奏)的弓 法？”

　　没法子，这就是天分了——你没有，我没有，就他才有。

　　多姿多彩

　　多才多艺的杨宝忠，生活上也是多姿多彩。说学逗唱，哪一门也考不住他。来一段“岔曲”《风雨归舟》，活脱一个 荣剑尘(单弦名家)；唱几句“鼓词”《大西厢》，直逼鼓王刘宝全。莲花落，十不闲，梅花调，他是件件拾得起。说段单口 相声，荤素杂陈，令人捧腹。来个口技，还带表情，活灵活现。

　　那时环翠阁(北京的有名青楼)的陆素娟，风头最健。每至中山公园，绕场一周，尾随之众，如过江之鲫。陆小姐对 不感兴趣的宾客，即使呼三喝四，能一概不理。陆素娟酷好京剧，唱得一口梅派青衣，杨宝忠自是最受欢迎的人了。若饭后到 她家，必是进口香烟，四色干果的照例文章。杨宝忠不但能说腔，能托琴，陆素娟唱《凤还巢》，他还能唱两句小生与之搭配 。而那时的陆素娟已有下海的念头，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她终于成了伶人。

　　转折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有位以“雍女士”名义登台唱京戏的德国女人。她天赋很好，又受过名家传授，与她合作 的老生演员便是杨宝忠。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等剧，都获得好评。一次，他们在北京吉祥戏院演《法门寺》，角色的阵容 非常整齐。开演之前，下场门(旧式剧场为四根圆柱支撑的方形舞台，在后面板壁的左右两边，各设一门，系演员上下场所用 。右端之门称为上场门，左端之门称为下场门)台口忽然竖起一个启事牌，上面写着“杨宝忠艺员嗓音失润请君原谅”几个大 字。观众一时议论纷纷。

　　该他上场了。虽然第一句要了个碰头好，到了后面，即使已把调门放低，但他唱起来仍显吃力。全剧演得平淡，无精 彩可言，而观众很谅解，没一个人喝倒彩。足见，杨宝忠是有人缘的。这出《法门寺》对他来说，震动很大。也引起朋友的关 注，一位老票友看罢，即说：“信忱(杨宝忠字)的前景不妙了。”

　　正是由于嗓音的变化，这位余(叔岩)派正宗老生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有人说：原本他该大红大紫 ，是烈性白酒的嗜好，终止了他的演艺生涯。杨宝忠自幼就喜音乐，家学渊源，其腕力指音都有过人之处。有了改行的打算， 曾与姑丈王瑶卿商量，谁知姑丈一桶冷水浇下来，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当了文场(即京剧伴奏)，就永无回头之日。 纵便能再回头，恐怕连今天的地位声誉都没有了。”

　　杨宝忠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拿起一只心爱的鼻烟壶，就地摔了粉碎。这一摔，倒摔出了他改行的决 心来。

　　“扶风”行

　　照行内的规矩：在未拜师以前是不能吃戏饭的。也就是说，你杨宝忠的胡琴再拉得好，没有师傅也不能算文场。在民 国二十三(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

　　他第一次正式登场操琴是拜师后的第四天(12月24日)，为马连良伴奏《借东风》。马连良多有眼力呀！待杨宝 忠刚拜了师，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 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为表谢意， 他总要向前走几步，或点头或鞠躬，然后再退回到琴师的座位。杨宝忠从不反复调弦，定音向来是一手准。应该说，马连良的 演唱和杨宝忠的伴奏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配合默契。那时他俩合作灌制的《借东风》、《甘露寺》、《苏武牧羊》 等老唱片，现在都是极具欣赏价值和珍藏价值的声腔艺术资料了。

　　翡翠玉石无其光润，丝绸素绢无其细致。杨宝忠的胡琴实在太好了，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掌声热烈而长久，以致造 成喧宾夺主之势。加上他率性而行，不管谁唱，胡琴从不收敛，像只万花筒似的，令人目眩神迷。有一次，马连良的情绪低落 ，演唱效果欠佳。一路演来，心中暗自不悦，觉得是杨宝忠的胡琴刮了自己的胡子。也就从那晚起，马老板疏远了颇具威胁力 的杨宝忠。杨宝忠也是个心细之人。他不久即发现：马连良演出时，用的是自己；可在吊嗓子的时候，就换了人。杨宝忠私下 里对朋友悄声道：“我快要离开马家了！”

　　俩人终于分手，马连良改用了李慕良。

　　一诺千金

　　杨宝忠与马连良分手之后，有段时间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声望和很高的酬金，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社。 这时他已从百顺胡同搬到和平门外西河沿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条件很好，原是京剧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 先)的房产。外院是杨宝忠聘请的纪师傅制作胡琴的工作室，里院为自己的住宅。

　　闲来无事的日子，在客观上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他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的人生真的应验了通天教主那句话：“胡琴 再好，也是傍角儿(指戏班次要演员、乐师、后台服务人员对主要演员的依存关系，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 做主。”经过这番打击，他决心帮助弟弟——“要让我们老三(即杨宝森)成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务使其身价地位并驾 于马连良。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宝森终于有一天，组班挑大梁唱头牌了！凡杨宝森演出，海报上必写“杨宝忠操琴”5个大字， 以加大影响力。杨氏昆仲的合作，对杨宝森的表演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其嗓音也越发地好起来，每场演出也都十分卖力， 常常贴演“双出”。他真的成了继余叔岩之后、成家立派的老生。杨宝忠用胡琴把弟弟包个风雨不透，杨宝森所有的行腔、吐 字、用嗓、气口，都在这位伟大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从杨宝森的身上，也找回并再现了杨宝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难怪有人认 为：杨宝森创立的杨派之能够流传，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劳。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 。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 也不会如此盛行。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但对杨氏兄弟而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这是《文昭关》里的有名杨派唱段。戏中，杨宝森扮演的伍员(子胥)一 夜白了头。可他自己只活了49岁(1909-1958)，头发还没来得及白呢！杨宝森生前冷落，红在了死后。而有幸的 是，杨宝忠有始有终地为他伴奏，伴奏到他最后一场演出。

　　一个人的生命力，大多在困境中滋长。弟弟跻身京剧“四大须生”的行列，杨宝忠以全部心血和大半辈子生命实现了 “我要帮助老三成名”的诺言。大丈夫轻生死，重然诺。这就叫“一诺千金”。

　　制琴

　　杨宝忠还有经营之才。他不但能拉胡琴，同时也能制胡琴。从胡琴的取材、选料、泡制担子和筒子，以及蒙皮、刻马 儿，在他是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出于兴趣，也出于精明，他在家里开辟一个工作室，聘用姓纪的师傅制琴。所制的胡琴都经 过杨宝忠亲自选料，成品也须他亲自检验、试听，合格后才可送出销售。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他的胡琴筒子里贴有“杨宝忠 胡琴”的标签，以杜假冒。他的胡琴音质好，制作也精细，故销路很广。他从中获得收益，但更多的是获得乐趣。

　　他还约请乐器行的名师制琴，择其优者加贴监制之名号。杨宝忠传世的两把胡琴“黄老虎”和“黑老虎”，就出自琉 璃厂最具盛名的制琴大家史善明之手。现在这两把琴的身价，当在十万元以上。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1952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继而在天津市京剧团担任琴师(杨宝森为团长)。杨宝森去世 后，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国家文艺一级，工资待遇不低。他埋头工作，也深得信任。为人忠厚的杨宝忠，对自己的工作 和生活是很满意的。

　　他夏天穿白衬衫，灰色派力司裤子。冬季是旧式驼绒袍，一派艺术家的风度。说到吃喝，若以今天的尺度衡量，简直 就摆不到桌面了。到了节假日，他或去天津有名的小白楼一带吃份西餐；或到天津中国大戏院隔壁的广东小酒家来一盘白斩鸡 。当然，还得喝两小盅白酒。那酒后陶陶然，是他的享受和快乐。

　　除了喜欢吃点喝点，杨宝忠平时很简朴，把富余下来的钱照顾子女。每月领了工资就分别给子女们寄钱，这儿汇几十 ，那儿寄一百的，从不间断。而汇款的事都是托天津戏曲学校的一位姓萧(英鸿)的老师代办。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萧老师 感叹道：“杨老师晚年总是惦记子女们。我劝过杨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何必呢，杨老师总是一笑，说‘我应该多帮助孩子一 点’。”说的时候，脸上泛出一片真挚的爱子之情。

　　最后的《吉卜赛之歌》

　　“文革”开始，杨宝忠立即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常听人 说，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感叹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的。准确地讲：是最好统治的。别说老百姓，连知识分子在内，都是上面说什 么信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学者认为：当被统治者顺从并习惯于统治者的头脑思考，两者在客观上就成为了“同谋”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我们这个社会出现过的许多悲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同谋”的产物。

　　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医。在此期间，他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串门。杨宝忠管梅夫人 (福芝芳)叫舅妈，管姜妙香夫人(冯金芙)也叫舅妈。姜夫人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则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 三天去梅宅吃饭，三天去姜家就餐。所以杨宝忠自己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

　　尘土衣冠，江湖心量。尽管环境险恶，生活困顿，但杨宝忠给梅家老小带去的是音乐和快乐。梅绍武、屠珍夫妇曾对 我说：“‘文革’时期，杨宝忠常来我家串门，母亲同情他年老体弱，又知道他工资被扣发，就请他常到我家来吃饭。他是我 家老中小三辈都欢迎的人。杨宝忠生性好说笑话，虽然受尽挫折，却仍然乐观，还诙谐地表演他在天津被勒令唱‘牛鬼蛇神嚎 歌’的怪样儿，逗得母亲忍俊不禁。他每次一来，先到母亲的上房问安，坐不到半小时就要借碴儿到我们俩住的西屋来。孩子 们一见就把他围起来，要听他讲故事。梨园掌故，马路新闻，音乐故事，他是装了一肚子。晚饭后，孩子们就非请杨大爷拉拉 提琴不可。那时西洋古典乐曲属于‘四旧’、‘毒草’，没人敢听、敢演奏。因我家是独门独院，大家也就能偷偷地享受一番 。由我们的女儿红红钢琴伴奏，他就精神抖擞地奏起《吉卜赛之歌》。乐曲依旧，但因他的处境和心情，悠扬的琴声便多了一 丝哀愁。我们最后听到杨大哥的演奏是在1968年。有一阵子他没登门，大家就觉得情况不妙，大概凶多吉少……”果然言 中：就在这一年，他活到了头。

　　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当然，乐器行的人也特别尊重他，喜欢他。一来聊聊闲话，二来弄弄胡琴，或制 作或修理。刚开始，他是在乐器行里面的一间屋子摆弄乐器，后来嫌光线太暗，自己就挪到了临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 他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劫持回津，囚于斗室，无人管理，无人过问。几日后，冻饿而死。

　　夕阳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是很弱、很弱的。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是 孤立无援。杨宝忠生性乐观，而离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泪？他的死，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谋”的结 果。我敢断言：那些发现他在北京西单乐器行坐着的人，一定是年轻人；那些把他押回天津并关进无取暖设备小屋的人，一定 是年轻人；还有那个掌管着小屋钥匙却不给他送饭送水的人，一定也是年轻人——他们一定就是天津戏曲学校的学生、造反派 。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可杨宝忠却是直接被这些人弄死的。这不是“合谋”是什么？“文革”的血腥战果，正是 通过许许多多的名曰“革命群众”的个人来实现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痕，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在领袖号召下，在革命组织的策 划主持下，由熟人、亲人、同事、部下、朋友、学生、街坊、邻里直接动手干的。我们自己“应该反省，手上是否有血痕？” ——前不久，女作家方方说的这句话，指向的是一个并未消失的现实。

　　害死杨宝忠的年轻人，大多数现在可能都活得很风光，也心安理得。父亲(章伯钧)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感兴趣，这可 能与他德国留学时住在犹太人家庭的生活经历相关。父亲曾明确告诉我：迫害犹太人的暴行，纳粹希特勒是罪魁祸首，但也有 全德国民众的狂热参与。我听了，目瞪口呆——这就是说，数百万犹太人被关押、被屠杀的罪行，也是上与下的“合谋”了。

　　如今有成就的京剧琴师，可以独自举办专场音乐会，甚至是京剧胡琴交响乐音乐会。以京剧曲牌“夜深沉”命名的大 型乐曲，也已搬进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掌声、鲜花、欢呼、赞美、恭维，艺人终生期待的东西，应有尽有。遗憾的是，杨宝 忠没赶上这些专为中国京剧音乐弓弦大师举办的盛典。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些盛会都属于古典与流行时尚的“对接”，中国 传统艺术落到了这个份儿上才风光，说明它自身已虚弱到快要咽气了。所以，杨宝忠也不遗憾——他活在中国京剧真正繁荣的 鼎盛期。真的，文化方面的事物很难判断它的正与反、先进与落后、幸与不幸。

　　“故人何在，前程哪里，心事谁同？”杨宝忠的灵魂是慢慢地从躯体中离去，恍似白云一缕，袅袅舒卷于天际。我们 若隐隐听到从远处传来“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咏叹，请勿惊惶，那是杨氏昆仲在另一个世界又继续他们的粉墨生涯了。

　　2005年6月-12月于守愚斋

　　征引文献：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

　　南奇《诗非梦——一代艺人南铁生》，台湾美教育出版，2005年

　　《齐崧先生文集》，齐志学编辑出版，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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