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虎之欲

　　八十年代，是精神欲望似狼的年代。这就是我们从查建英的访谈中看到的图景。

　　赵毅衡 撰文

　　这本书为“八十年代研究”开了个头。

　　八十年代为什么值得研究？不会比拖欠已久的“文革”都值得研究吧？不会比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暴风雨更值得研究吧？不会比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今更值得研究吧？

　　至少有一点，使“八十年代学”变得紧要，必须马上动手研究：“八十年代人”正在老去，将要成为过去，实际上已经开始消失——他们人还在，心已变。一句话：八十年代正在从民族记忆中淡出，消失。

　　所有查建英的访谈，所有的人都把八十年代与当今中国社会作对比：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八十年代有意思，犯糊涂做傻事认死理，幼稚，但是单纯。哪怕犯了好多错，这错也比当今中国人无可奈何都在犯的罪孽有劲头。

　　我倒觉得应当请一些当今的大学生研究生读这本书，说说感想。很多人会觉得是前朝遗事，闻所未闻。毕竟，一个世代过去了。

　　的确，八十年代值得大做文章。我们看一下查建英访谈的名单：这些人年龄差距很大，但平均一下，就是1950，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年份。也就是说，八十年代，这些人大致是30岁到40岁，正是人生精力最充沛，最能想问题做事的十年。

　　而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岁到四十岁。1949年，这个国家婴孩一般新鲜白嫩地来到世界。她从中国的母体娩出，但立即切断了连接传统的脐带，她携带的是意识形态精子送来的主义基因。这基因在传统母体上受孕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三十年的怀胎，有太多痛苦血腥的记忆——她是二十世纪的世纪女儿。

　　这是一批个人主义者的回忆，但是这些个人，没有例外，是这个民族的细胞。民族从1949年一切从零开始，那时，阿城、甘阳等津津乐道的旧士族世家的文化传统，早已是一些遗迹。

　　世纪女儿八岁之前的童年无所依从，不断地折磨自己，不断用父之名来洗刷母亲的养分，在父母之间摇摆。其结果是自我塑造的镜像破裂。丢弃过多，少年期极度营养不良，饥饿难忍，完全失去建立自我的可能。十六岁，红色月经来潮，成人礼带来十年的狂躁叛逆，似乎落入终于掌握了父亲之名的狂喜，使她用父之名要求一切，也用父之名整自己。到了二十六岁，才忽然明白一切都是自身的幻象。父之名是一种虚构，是盲目冲动的激素。虚构不能提供充分营养存活，甚至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建立自我意识。

　　几年最后的扑腾之后，进入了八十年代，她三十了。在物质饥饿与精神饥饿之间，完全不可能而立。但是她渴望新生，想扔开给她太多不幸的旧的父之名，寻找新的父之名。三十如狼，她的欲望选择满足精神饥饿。的确，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欲望。

　　八十年代，是精神欲望似狼的年代。这就是我们从查建英的访谈中看到的图景。

　　这个图景或许是不全面的，查建英访谈的基本上都是艺术家，学者、连“

　　八十年代是中国任何一种艺术最辉煌的岁月，也是文化英雄的时代。那个年代写出几篇引人注目的短篇中篇，就一举全国成名；写出几本西方某流派、某大师的介绍或翻译，就能让全国青年敬仰。那个文化饥渴的岁月，一场文学理论的讲座能弄到万人空巷，一场诗歌朗诵会，能弄到“文化迷”冲进后台，以握一下诗人之手为终身大幸。崔健的摇滚引起的群体亢奋，固然是摇滚本色。但九十年代，连摇滚都变得“太文化”。

　　与九十年代对比，八十年代文化，像是个不可能的奇迹。

　　是的，四十如虎。在一场“正式”更换父之名的狂热冲动之后，这个世纪女终于明白了：精神欲望太危险，肉身欲望才是名正言顺。致富不仅是应当的，实在的，而且是唯一的光荣。为满足物质欲望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抓住，万事做得。这个全民发财热潮使文化人特别失落。余暇增多使全社会要求娱乐，而娱乐文化就是求量不求质。

　　这本访谈没有一个人谈到未来，谈到这个五十妇人今后的打算，谈到前景中会有多少富丽华彩，或是多少危险。当今文化人的失语，没有比这更雄辩的证明：文化人是自己放弃拥有话语权。

　　这是此书很耐人寻味的特点：如果还有文化这回事，几乎是全盘后瞻。文化应当最富于前瞻，但是文化人已经把中国社会留给玩钱玩权的人——这个民族现在不谈未来。

　　实际上，查建英一直有意引导谈话，向八十年代之外延展，让被访者除了谈如狼岁月，也回忆童年期，少年期，

　　八十年代有意义，值得回忆，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未来中国不得不回到八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上。

　　是的，我们都在躲开那个致命的，那个验证一切的，将刺破一切泡沫的东西：未来憧憬。

　　须知，我们曾经生活在一切希望寄予未来的岁月，精神欲望如狼的岁月。要去到未来，就必须先回到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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