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画家村

　　-观察记者马小真

　　2006年6月，在由《浙商》杂志、杭州一支梅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承办，凤凰卫视、《全球经济观察》、《 光明日报》等国内多家知名媒体协办的“浙派画家”评选活动中，当年杭州玉皇山画家村“村民”、毕业于中国美院国画专业 的李金国以不可低估的实力当选为 “2006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的浙江画家”。对于这位极富才情的青年画家来说，虽然在

浙江，乃至国内外美术界重大比赛及展览中得到的殊荣已有数十种，但细点丰收的硕果，最难忘与眷恋的，无疑当属初来杭州 时艰难的学画历程，还有近十年来在玉皇山画家村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画家村，这是怎样的一种概念？而它又有着怎样的过去与现在？带着心底对绘画艺术一直以来的喜爱，以及对画家这 个特殊职业的些许好奇，记者在一个不算炎热的夏日午后走进了玉皇山。

　　关于画家村

　　对于文化古都和旅游胜地，玉皇山是杭州断然不能遗落的一颗明珠。它盛名于隋唐，是南宋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同时也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情系一生的所在。

　　然而，看西湖秀色，望茶乡烟云，可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还曾经住过一大批像侯鸟一样从全国各地迁徙而来的 ，“以画为生”，“爱画如痴”的画家和艺术青年。

　　在寒暑交替的无数个日子里，有人走了，又有人慕名而来。并在不经意间渐渐形成了一个被圈内人称为“画家村”的 群落。据说当年最鼎盛的时候，那里曾聚集了大大小小七八百个画家。

　　他们“像客一样”分散居住在租金低廉的农户家中，背靠玉皇山，面临西子湖，日复一日，用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激情 和对人生无法停止的美丽幻想，将青春永久地定格在了这座景色宜人的山峦之中。

　　十多年过去了，玉皇山的黄昏依旧。可当记者沿着树影婆娑的山间小径去寻访这个不为众知的神秘画家村时，不料却 已成了一个迟到太久的客人。盛装的筵席早已散去—静谧的玉皇山如今已很难再能见到几个画家的身影。记者只能在李金国— 这位画家村最后的留守者的回忆中，找回一点当年的人与事。

　　“当年玉皇山画家村的诞生，多少和与玉皇山毗邻而居的中国美院有关系。而崇尚个性与自然的画家们认为郊区相对 安静和独立的生活，更有利于发展创作空间，所以也就慢慢地聚集过来了。”李金国对记者介绍说，玉皇山曾经是杭州最为集 中的一个画家村落，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几百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自由画家，零星地分散在山中各个农户家中。 从外表看，有画家居住的住宅与别处并无不同，所以很难会得到圈外人的关注。

　　“如果把画家村放到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其实它的形成，有一个最为‘权威’的说法便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 会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从原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同质性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分散的社会转型。在 这个转型中，人口的激增导致‘知识分子大爆炸’，艺术领域内愈来愈多的画家被强行抛至到画院等主流事业单位之外，成为 体制外的人。随后而来的艺术体制改革也使体制内的画家首度遭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威胁。失去单位依托的画家们没有了固定 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赢得了‘自由身’。”

　　李金国这样解释着。而事实上，他本身亦是这种社会因素下艺术领域里的一个典型的浓缩代表。记者从他和许多画家 的个人经历了解到，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画家们的艺术创造走向了多元化，也使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工作空间的自由性得到很 大扩展。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作品提示、表征了社会的变化和萌动，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向世人昭示着自由价值 和生命意义。

　　“这样说来，‘画家村’的出现算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了。它不仅为你们画家—这个社会中独特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 生存空间，还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记者在肯定了李金国的见解后，却也有了这样的疑惑：“画家村这样的自由生 存方式，不就是把你们都划进非主流文化的圈子了吗？”李金国一直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记者猜测，或许这也是许多像他这 样的画家，最回避也最不愿承认的事实。

　　然而几天后，记者在与本土一位知名画家谈及这个问题时，他却非常肯定地说：“正因为是非主流文化，所以不可回 避的就是，画家村画家们的作品乃至创作理念，很大程度上都会被美术界的主流文化所排斥，并把他们视为城市进程中‘边缘 化’的群体。而选择了画家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艰难的生存方式，要想成名要想发艺术财，那是一个 相当漫长和渺茫的过程。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作品变成银子，否则生存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许多怀着各种梦想的人，明知前路坎坷可仍愿“飞蛾扑火”般的去寻找心中的理想国度。而 画家村，多年来也一直像磁场般不断地吸引着“村外人”的加入，并像着了魔似的陷身于艺术之中难以自拔。

　　“画家们的生活在常人眼里总是很另类的。尤其是在画家村，由于画家们的素质良莠不齐，生活背景和教育程度也都 很复杂。不过自由的工作状态和闲暇的生活方式倒是很容易起到一种同化作用，我们不仅在外形上彼此呼应，就连作息方式也 基本雷同。”说起画家村的村民生活，李金国带着几分自嘲：“我们的生活是晨昏颠倒的，既没有时间概念，也从没有对时间 流逝的叹息。白天睡觉，深夜工作，偶尔也会在有星光的夜晚潜入城里，和城里的朋友一起泡泡吧唱唱歌，一为看时尚的漂亮 女孩，二来也便于调剂一下当‘村民’的枯燥日子。”

　　采访间隙，有几个打扮得很“艺术”的男女过来串门，一介绍，原来是画家村剩下的几个“村民” 。他们的身上透 着一种慵懒和清淡，不知是不是在“乡下”住的太久之故，他们见面时寒暄的方式和谈吐都似乎夹杂着一种农民式的狡黠与威 风。农民气质，文人情怀—这原本两种不同的品质，在画家村的“村民”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兼容体现。

　　“只为艺术，无求回报。这是当年很多画家对艺术的态度。虽然我们看似闲云野鹤的生活处处充满了不被理解的郁闷 、命运未知的迷惘和困顿生活的寂寞，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生活只是为了房子和车子而打拼。很多画家包括我在内，信念始 终高于一切，寄希望于明天，却不考虑太多后果，为得只是自己那不一定切合实际的理想而奋发图强。我们常聚在一起快乐地 谈论艺术，就像普通人在聊柴米油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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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李金国作为最早的那一拨“村民”，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这些年到底迎来送往了多少画家村的“ 客”。然而，时过境迁，他们今天的音容笑貌是否与昨天一般模样呢？

　　玉皇村民今与昔

　　在杭州画界，有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也有一大批奋斗经年却依旧没有成名的“画匠”。前者永远是学术界的领军人 物，吸引社会各界的焦点；而后者却是被人们遗忘，甚至完全忽视的群体。他们做着相同的事，却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画家 村的许多“村民”耗尽了青春，但只能永远徘徊在艺术与边缘人生的临界点上，既成不了名，也卖不了画。生命成了这群人执 着画家梦的残酷过程，许多人最后只能无奈地向命运妥协。

　　“生活中更多的是平凡。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到最后有多少人能成为名满天下的画家？又有多少人能不向现实低头， 而毅然坚持最初的理想呢？”昔日画家村“村民”，如今在杭州经营一家知名房产策划公司的成军无奈地对记者说。

　　擅长山水、花鸟兼工书法的成军曾经是宝利华东拍卖艺术公司优秀的签约画家。二十五六岁时也曾怀着对艺术的满腔 激情与成为大画家的种种幻想，可今天的他却纵横在商场，只会偶尔在一些月色清冷的空暇夜晚，每当技痒之时，才会在书房 内一直不曾撤离的画桌上铺开纸，闲墨自娱一番。

　　和许多从玉皇山画家村走出来的“村民”一样，成军亦对那段时间充满了近似矛盾的怀恋。成军的老家在江苏淮安， 父母都是普通老百姓，全家上下即使追溯到老祖宗，也都跟艺术没有丝毫的关系。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憧憬 。于是，自小便极有绘画天赋的成军结束了几年空军生活后，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中国美院，开始了他之后为 圆“画家梦”的另一种生活—那时候不用说像张大千这样的国画大师，甚至连指导他的老师也成了他无限崇拜的偶像。但彼时 ，年轻的他从未想过，这条路竟会走得如此艰难。

　　在“画家村”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为了生存，成军和其他“村民”们一样，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放下“所谓”的搞艺 术人的清高身段，周旋于画廊老板、艺术赞助商们之间。而最令他难以忍受的就是那些并不真正懂得艺术的商人们，为了牟取 自己的最大利润空间，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甚至对他的创作方式及理念加了太多苛刻的桎梏。尤其是当自己明明价值1万元 的画被“贬”到1千元，甚至更低时，这种感觉谁能体会得到？

　　不屑炒作，不愿亵渎自己的作品与理念，或者也还有更多的不屑、不愿与不能，成军渐渐地淡出了画家村。而出于对 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对未来生活的考虑，曾经的画痴成军终于做了痛苦的决定：弃笔从商。

　　“生活是残酷的，它不让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被动地接受。我们曾幼稚的以为我们可以驾驭生活，可最后我们 却被生活所驾驭。”但是，如果再给成军一次全新的生命，他说，他还是会选择最初的人生与梦想。

　　画家村的另一村民墨乙，离开玉皇山已有三年。说起当年狂热的“村民”生活，他感慨无限：“画家村载不动艺术梦 。”

　　画油画的墨乙曾对艺术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痴爱。1996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墨乙，没有像他的同学那样选择留在 人文底蕴更深厚的北京，而是怀着一颗自小以来对有着“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极致美丽的西湖的向往，来到了杭州，来到了玉 皇山。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墨乙也不可避免地和许多当时的艺术青年一样，表现出对先锋艺术 的热爱和对自由事物的挚爱。

　　“那时候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想，灵感来了就没日没夜的画，至于销路问题我从来不去考虑。我是画家啊，视金钱如 粪土，无论怎样艰难我都不想委屈我的画。”墨乙说，当年在画家村，像他这样不创造物质财富而又拼命作画的人并不多。那 时候，驻扎在画家村的画家们贫富差距已日趋明显。少数几个好的画家被商家与媒体日日追捧，一幅画能卖到相当可观的价钱 ，渐渐成了城中的富人，有香车有

　　对人生的迷惘，对艺术的执着，还有怀才不遇的沮丧和痛苦，矛盾的生活就像一幅盘根错节的繁复几何图。一年过去 了，几年过去了，墨乙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搞创作时也越来越没有灵感，更重要的是，原本洒脱随意的性格，也被现 实的生活“折磨”的越来越偏执与狂燥。

　　家人不放心远在他乡的墨乙就这样堕落自己的人生，为了拯救这个昔日的才子，亲友们轮番从老远的各个地方赶到杭 州，做他的思想工作，开导他。终于，2001年，被心魔缠绕了五年之久的墨乙总算走出了人生的困境。回到烟台老家后， 曾经那“一心想成为毕加索那样的大画家”的念头终也随着生活的磨砺和心智的成熟而走到了尽头。

　　走过年少的轻狂，重新正视自己的人生。现在的墨乙在家里开了个油画培训班。据说三年下来，效果很是不错。有五 个经过他指导的学生参加美院高考后，都得了专业全国名列前茅的好成绩。

　　而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墨乙不但编撰了许多应用型教材，还在空闲时间创作了大量的油画作品。端正了心态的墨乙在 创作上愈走愈入佳境，去年秋天还在家乡举办了一场个人画展，并得到了多家艺术机构的举荐。

　　“有舍必有得，退一步对我来说真的海阔天空。即使我一辈子也当不了大画家，但看着我的学生能在各项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以及考上全国知名的美术院校，这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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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家村对如同成军、墨乙，还有当年更多的“村民”们来说，不能否认，那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可是，别以为画家 的生活就是光鲜亮丽，就是五光十色的，除了那些因机缘成熟而成名的画家们，在记者的了解中，更多的人只能时刻匍匐在纯 艺术与金钱的边缘挣扎。

　　当时画家村里还有少数几个女画家—初来时，个个都是一副个性十足青春洋溢的文艺女青年的样子，但时间一长，这 些原本天真烂漫的女孩子都没有了灵动的模样，拮据的生活甚至把她们身上最后一点女人味也慢慢消磨完。她们穿着廉价的宽 大袍子，脏而旧的牛仔裤，整天和男人一样地抽烟喝酒说脏话，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曾经有过的高贵—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涵 ，亦早荡然无存。但她们并没有受到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依旧怀着一颗对艺术的极致虔诚之心，一直心无旁骛的游走在水墨 笔砚间，孤鸿不惊。

　　“那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很少听说我们之中有谁成为举国闻名的大画家，不过在美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的还是有好几 个的。但大多数人不是彻底改行了，就是出国了，再就是处于半退休状态，要不就是和我一样，依旧这样在这个圈子里‘混’ ，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嘛。”

　　一直没有放弃绘画艺术的李金国算得上是他们中的幸运儿，但更远的今后到底会怎样，对于他这个来自福建漳州偏远 小山村的异乡人来说，却仍旧是个有些困惑的未知数。

　　期盼盛景重现

　　据了解，其实在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了最早的乡村艺术家的“移民区”了。那时候，很多画家都迁往巴黎 郊区的巴比松村落，在那儿远离城市的喧嚣，潜心作画，后来还诞生了著名的巴比松画派。大画家柯罗、卢梭都是这个年代的 佼佼者，而其后的凡高也是以乡村生活为创造资源的大师，并为后世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虽然当年靠低廉租金和浓郁艺术氛围而吸引全国画家以及艺术青年的玉皇山画家村早在几年前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当 年画家村的“村民”们也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而早已各奔东西，但他们在这片丛山中留下的执着，和彼时“生命诚可贵， 金钱价更高；若为艺术死，二者皆可抛。”的豪情，却足以让每个圈外人深深感动。

　　“为什么不把画家村给保留下来呢？即使当年的许多村民最后都走了不同的人生路，但总有为了艺术而‘前赴后继’ 的人们。”当记者遗憾地询问李金国时，他略带无奈地回答说：“其实这涉及了许多问题。首先，当年的画家村其实都是在无 意中形成的，带有很浓的民间自发行为，没有一个长远发展的计划；同时，早两年随着中国美院滨江校区落户钱塘江畔，也将 一大批搞自由创作的画家吸引了过去，种种这些原因都成了玉皇山画家村终结的因素。”

　　“画家村的消失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当年玉皇山画家村“村民”，如今已东渡扶桑的大李隔着重洋，在电话那 头万分叹息。与此同时，记者在寻访“村民”的艰难过程中，也听到了不少同样的声音—那些曾经来自五湖四海，对玉皇山有 着很深情感的艺术家们，和许多热爱艺术的人们也都殷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玉皇山昔日的画家村重现。

　　如何保留和发扬画家村，在得知上海于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后，记者特地采访了上海画家刘光祖先生。“画家村不 等同于隐居，这是一个首先要区分开来的概念。作为一种聚居形式，和传统意义上的“居民区”、“乡村”、“社区”都有很 大的不同。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来看，其实它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一种变迁。”刘光祖首先对画家村的涵义作了这样一 番注解。“上海的画家村和杭州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由政府支持、企业运作的。

　　“但它也有缺憾的地方，比如说，画家们不太有能力为自己的作品推广，整体品牌优势不明朗，所以今后的发展还有 待摸索。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有很多地方值得杭州借鉴。当然杭州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玉皇山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没有城 市的喧闹，有山有水更有利于画家搞创作；而鉴于杭州是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画家村如果运行的好，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旅 游资源。”

　　刘光祖的话，让记者和不少玉皇山的昔日“村民”们都有了一点惊喜和感慨。或许画家村的重建应该是风光无限好的 一桩喜事。就像当年运河畔的LOFT49，将工业元素与艺术结合后，产生了不可思议运化学效应，甚至还推动了杭州文化 产业的发展。

　　浙江这几年一直在致力打造文化大省。在经历过操作成功的LOFT49后，不知画家村又是否能开发成一种新兴的 文化产业模式呢？

　　而如果以“画家村”这样的聚居形式，将“漂在杭州”的艺术家们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有效整合，是否也将更能促进 艺术创作形式的多元化和艺术家生存方式的人性化，同时也更促进社会发展的秩序化呢？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同质化极高的传统社会，每个个体都会被妥善安置于一定的社会空间之中。而画家村的村民们 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容易产生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自由艺术家们如果能在目前不太健全的艺术体制下，拥有一个属于他们共 同的精神家园，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并让更多优秀的画家聚集在这里，再加上周围已有的画廊和艺术机构，相信应该 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场所。”常年致力于书画艺术发展的北京艺术商人小柯对记者说。

　　然而玉皇山画家村，乃至杭州画家村的明天究竟应该如何发展，那无疑将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与实践的过程。或许很 多地方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记者认为，关注之下的发展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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