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四年三大步：从市委书记到发改委副主任

　　2006年4月16日，在西北工大召开的“中俄航空航天技术大会”上，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沙卡罗夫斯基为陈德铭（右）授戴“加加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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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10天，陈德铭完成了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角色转换。

　　6月14日，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5日，明确了分工的他，已经站在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总结座谈会的主席台上。

　　“今后需要进一步增强规划的约束功能，使规划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限制不计代价的盲目发展……”他侃侃而谈。

　　20多天前，他刚刚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在那个位置上，他呆了一年零七个月，尚有许多未了之愿。

　　向前推四年，毫无征兆地，他从苏州市委书记位上被调至陕西。那时，首长对他说：“德铭同志，只有东部的发展而没有西部的崛起，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人既懂得东部，又了解西部，人生才更有意义。”

　　现在，站在了国务院第一大部委的新平台上，这位“苏州模式”的缔造者、“具有沿海、内陆工作双重经验”的发改委二号人物，将如何给他的期待者们一个新惊喜呢？

　　几乎“读不下去了”的博士官员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陈德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痴迷无线电，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少年宫的无线电兴趣小组组长，“高中毕业时就能自己组装电视”。

　　时至今日，他的家中还经常备有一套小工具，有时家电什么坏了，他愿意自己动手修理。一来是喜欢，二来也借此调节、放松一下工作中的紧张情绪。

　　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陈德铭的正常人生轨迹。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由此掀起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全国当年共有267万多知青下乡！

　　陈德铭无法例外，1969年4月，20岁的他踏上了南行江西的列车，去的目的地是瑞金，“红色故都”。

　　“在江西一待我就待了十年九个月，其中有五年是在崇山峻岭的生产队里面。户口也迁过去了，粮食也有供应，每天打工，记工分，得靠自己的生计来维持生活。”

　　身为部级高官，陈德铭坦然承认，那时候，作为上海知青的他，“晚上偷过一根黄瓜的有，实在嘴太干了”。只是他不喜欢用“偷”这个字，因为“觉得像孔乙己那样窃书不算偷”，“这个黄瓜属于窃过”。

　　在江西瑞金谢坊镇的崇山峻岭里呆了5年之后，陈德铭有机会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今江西农业大学)农机系就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江西省农机局工作。三年后，因为夫妻分居的原因，他被调至江苏省食品公司。

　　此后，陈德铭的仕途步入快车道：1982年任江苏泰州肉联厂副厂长；1984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省食品公司经理；1985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当时，他年仅36岁，春风得意。

　　他不满足，在利用到下面挂职锻炼期间，恶补英语和经济学的知识，于1988年考入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攻读数量经济硕士学位。

　　“那时候，不像现在官员读书的风气这么浓，大学也没有给官员单独开口子的习惯，陈德铭考数量经济学研究生，需要考高等数学，完全靠自己。”陈德铭的导师周三多教授说，陈德铭读到一半的时候，由于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学习，而专业课和英语又比较难，几乎无法读下去了。

　　“那时，他就跑过来和我说，读不下去了，我就劝他和当时的省长顾秀莲讲一下，脱产专门过来学习。”周三多说，陈德铭听从了他的建议，脱产在南京大学专心读书，吃住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天天和外国同学泡在一起，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1996年，已经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陈德铭再次入南京大学深造，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为数不多的博士官员。

　　从苏州到陕西

　　1997年12月，陈德铭从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调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开始为政一方。

　　当时，苏州正处于风口浪尖。

　　原来，苏州市于1992年在老城西部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苏州新区；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在老城东部建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高规格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孰轻孰重成为考验领导智慧的一道难题。

　　1997年12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评论。

　　苏州新区开发已有时日，10多万常驻人口，可是新加坡方面建议中国将其关闭或暂停发展，陈德铭不同意，他顶住压力，认为应该让其“继续发展”。

　　如何安抚中新两国合作的工业园区呢？

　　在请示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并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之后，陈德铭明确表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的重中之重，苏州新区将只作为一般性的商业招商，我政府不向外界推荐。”

　　“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中新双方绝不会因小问题而影响合作，双方一定会继续长期合作下去。”陈德铭

　　与此同时，在和新加坡有关方面谈判过程中，这位善于学习的市长，感受到了新加坡管理制度的优越。他把大量苏州的干部送到新加坡培训，不仅苏州工业园，苏州市所辖六个县主要干部全部到新加坡轮训一遍。

　　“新加坡和中国合作工业园实际上是两条线，一条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主要是帮我们培养人才，告诉我们一些管理的经验。另一条是双方共同开发，这一点是用市场和商业化的方法，大家出资。”

　　“现在看起来，共同出资开发，是我们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都可以做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两国政府的合作，新加坡帮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如何更快地熟悉和了解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德铭说，现在苏州很多干部调任外地，很重要的也是国家要充分利用他们这种看问题的理念、方式。

　　摆平了“洋苏州”和“新苏州”的矛盾，派出官员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陈德铭开始腾出手来进行“老苏州”的治理，投入巨资进行河道治理以及沿河古迹整修。

　　2002年5月，正当他希望在苏州有进一步作为的时候，一纸调令将其从经济发达的沿海送到西部大开发主战场——陕西，三天时间，他从苏州市委书记变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2004年11月，任代省长。

　　“陕西有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地缘优势，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不能照搬苏州等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他这样说。

　　然而，无意之中，他还是利用了过去的成功经验：上任不足一月，他率领陕西经贸代表团赴香港招商引资；任内，亲自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写信，邀请其到陕西访问，并派出代表团到新加坡，希望能与该国展开全面合作……

　　“陕西有三大优势：一是资源；二是科教、文化；三是区位优势……”面对媒体，他不遗余力地四处推介陕西。但与一般内陆官员不同的是，他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公共政府：“政府应该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大家自己去拼搏、去创造，以实现改善生活、提高收入的愿望。但提高收入并不是伸手向财政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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