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良心一刹那

　　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爱。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他一个人与整个国家 机器进行PK；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 。

　　-徐迅雷

　　一百年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的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终于宣告德雷福斯无罪。被列为世界史 上著名政治冤案之首的“德雷福斯案”，由此彻底平反。

　　时光倏忽过去了百年，但回首那一切，似乎都近在眼前，历历在目，切切如诉。“德雷福斯案”因为左拉，因为左拉 的《我控诉！》，永铭历史、永留人心。一代法国文豪左拉，正是以他控诉的姿态，反而最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任何一个有良知、存正义的国度，都要为自己国家曾经出现这样的人士而感到骄傲。

　　德雷福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犹太裔上尉军官，尽管戴着眼镜，同样飒爽英姿。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样的 “情报案”中：1894年9月，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给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便笺”—据说是在使馆的一个纸篓里发现的 ，已被撕成六片，上面开列一份清单，有关大炮之类的“情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的行动开始了。在检查笔迹时 ，情报处发现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便笺上的笔迹“有些相像”；当局还发现，德雷福斯是参谋部所有军官中惟一的犹太人， 他的兄弟为了经营家产而保留了德国国籍。德雷福斯立马被逮捕，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法国公众听说是个犹太人出卖了自己国 家的情报，顿时群情激愤，大家都想给这个犹太人一点厉害瞧瞧，很多人要求对德雷福斯处以极刑。1894年12月22日 ，德雷福斯被开除军籍，处以终身流放；次年1月18日，他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禁。

　　德雷福斯本人拒不认罪，其亲属坚持为他申冤。1894年德雷福斯被判罪时，左拉并不在巴黎，所以起先他也像大 家一样认为这名军官是有罪的；但左拉向来对排斥犹太人的行径深恶痛绝。后来，他接待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的来访，他叫 拉扎尔，是他第一个在一本小书里对1894年“德雷福斯案”的判决合法性提出质疑。拉扎尔尽管没有完全说服左拉，但他 提供的证据引起了左拉对这桩案子的关心关注。

　　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的军事情报仍不断被泄漏，这事就奇怪了；军方又开始调查，到1896年3月，真正的“ 内奸”艾斯特拉齐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在查阅艾斯特拉齐的档案时，见到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 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中的那张便笺上的一模一样。皮卡尔的朋友将情况告诉了左拉，左拉彻底明白了：被关在 魔鬼岛的不幸的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良知是内心的审判者，有良知的人才有压力，而且是向内的压力。从此，左拉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左拉的私生女德尼 丝·勒布隆·左拉，在后来完成的研究性论文《我的父亲左拉》中这样说：“左拉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他感 到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大声地公布于众；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一种痛苦，而且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 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青年时代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振奋了……”(见该书中译本第179页 ，广西师大出版社)

　　挺身而出的作家左拉，连续发表《给青年的信》、《致法兰西的信》等等文章，无情揭露事实真相；在《致法兰西的 信》结尾，左拉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法兰西，醒来吧，想想你的名誉！”这些是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早期著作。到了18 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审理对艾斯特拉齐的控告，尽管艾斯特拉齐承认了是他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德雷福斯不过是个替 罪羊，但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还是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军事当局因怕损害自身威信而拒绝改判！用一个荒 诞的错误掩盖另一个荒诞的错误，没有比这样的错误更荒诞的了；这样荒诞的判决，引爆了有识之士更巨大的愤怒。

　　两天之后，1898年1月13日，星期四，人类权利保护史上，一篇伟大的檄文诞生了！那就是历久弥新、永垂青 史的《我控诉！》。这是被激怒的左拉花了一天两晚的时间，在激愤中写就的万字长文。左拉派人把它送到《震旦报》，编辑 们读完稿子后个个激动万分。文章原来的标题是《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的一封信》，但文章见报需要一个简洁的 标题，大家苦思冥想的时候，主编克列孟梭忽然大叫起来：有了！原来文章当中就有接连出现的气势磅礴的“我控诉”。克列 孟梭没去征求左拉的意见，就以《我控诉！》做了标题，用大过报纸名称的字号，在《震旦报》头版刊出了全文。这一天《震 旦报》卖疯了，印发了30万份。

　　“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这 是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左拉在《我控诉！》里就是这样干的。今日我们可在学者林贤治等主编的《人文随笔》2005春之卷 ，以及美国迈克尔·伯恩斯所著《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中，见到《我控诉！》的全文。在详细叙述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 之后，左拉在《我控诉！》中用了8个段落的篇幅，皆以“我控诉”开头，控诉了案件中一系列必须予以控诉的人以及有关机 构，正气磅礴、气势如山；能够与这样的语言文字相媲美的，也只有后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在文中，左拉毫不客气地说：“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就要解体了！”他“怀着强烈的信念”，把“真理在前进， 无可阻挡！”再重申了一遍；在文章的最后，左拉大爱与无私共舞、激情和理性齐飞：“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 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促使真理和正义大白于天下。我只有一个目的， 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往重罪 法庭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我等待着。”

　　显然，左拉已经清晰地预感到自己要“出事”。正如萧伯纳所说的，“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亵渎行 为。”一星期后，左拉被起诉。伟岸的左拉嘱咐他的律师，要千方百计让公众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而不要把精力用于证明 左拉是无罪的。支持左拉的人和反对左拉的人于是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反对者主要是那些保皇党人、教权主义者、种族主义 者，他们甚至下作地雇用大帮鼓噪者在法院四周大喊大叫；一位支持左拉的年轻人因为向左拉表示敬意而遭到一顿痛打。左拉 置身于旋涡中心，谩骂、攻击铺天盖地，甚至有人以暗杀相威胁。最终左拉被判处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律师们向最 高法院上诉。其间，律师建议左拉应该离开法国，让判决失去执行效力。起先左拉并不同意，“宁愿坐牢也不逃跑”，否则人 们会对他怎么想呢？但最后朋友们说服了左拉，左拉辞别了坚强支持他的夫人，于1898年7月18日，也就是发表《我控 诉！》半年之后，“疲惫而绝望”地离开法国去了英国，成了一名流亡者。走时，孤身一人的他“只随身带了一件睡衣，折叠 在一张报纸里”。

　　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爱。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他一个人与整个国家 机器进行PK；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 。若是在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人格矮化的国度，这是无法想象的。1899年6月5日，左拉从英国流亡回来，这时的他自 己已经穷到极点；到1902年他去世时，银行里一分存款也没有。

　　不过说左拉“单挑”滥权者也不准确，其实有一批智识者与他站在一起，支持他，声援他，与他并肩战斗。与左拉同 时代的著名小说家、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郎士，就始终是左拉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法郎士签署过情愿书，还在189 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这一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上那些支持左拉的人 ，由此被称为崭新意义的“知识分子”。有着社会道义和人间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抗争不会白费工夫，后来的时光是这样演 进的：1899年6月，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到巴黎；9月9日，法国总统宣布对德雷福斯“特赦”；1906年7月12日 ，最高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彻底平反；1908年，法国政府将去世后的左拉迁入先 贤祠，德雷福斯在仪式上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枪击，幸好伤势轻微；1935年7月11日，德雷福斯去世。

　　“没有正义的地方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正义。”法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自伏尔泰以来，真正形成了“ 为真理、自由、正义而斗争”的传统，出类而拔萃；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伟岸思想落实到为个人维护人身权利的具体事件 中：在18世纪，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奋力抗争；到19世纪，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而愤怒控诉；到了20世 纪，波伏瓦为了德贾米拉案件挺身而出……正是这样的前赴后继、不倦斗争，才使真理不会断流、才让正义免于刑戮。

　　正义之外没有平静，真理之外没有安息。一万种高调的理由，也抵不上一颗滚烫的良心。与“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 联的左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德雷福斯事件”就是知识分子良心史中一个鲜明的凸点。从这个事件以后，“知识 分子”一词在欧洲就成了“社会良知”的同义语，他们始终坚持在本职之外关怀社会公共事务。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 智识者的知识分子，更明白公民的权利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公正是美好的，但真正的公道 不是端坐在天平前面，静观两个秤盘上下晃动。”像左拉这样振臂一呼，表达的就是一个行动的智识者的良知与责任、道义与 情怀。在国家的历史流变中，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那些当时的当权者，当然是感冒智识者发出“我控诉”之类“有损声誉” 的声音的；但是，时光往往很快就将“滥权者”或钉上耻辱柱，或删入垃圾箱；历史终将维护真理与正义者抬举得很高很高。 在这一点上，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例外。

　　一个人的行动以真正的公共利益为目标，那就是人间正义。伏尔泰、左拉这样的行为，它产生的必然是世界级的影响 。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给读者》的随想录中，盛赞伏尔泰和左拉为维护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精神，“我在梦里好像见 到了伏尔泰和左拉”。而早在1937年2月，巴金回忆《家》的创作时说，他当时就是要写一部小说，为无数的无名青年牺 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 。”于是，巴金也喊出了“J＇accuse”—他使用的这一法文，就是左拉发出的那声伟大的呐喊：“我控诉”。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人类的美好今日，是先贤以澄明的思想奋击世间的混浊而换来的；正是左拉掀起 的战斗捍卫了真理正义，阻止了公权蜕变，保护了共和民主，挽救了法国荣誉。左拉成为世界级声誉的左拉，不仅因为著作等 身的文豪身份，更因为维护正义的人权贡献；在《我控诉！》发表百年后的1998年1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庄 重纪念“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我控诉！》100周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 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今天，我想 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献身。”左 拉，人类思想宝库中伟大的左拉，以愤怒控诉的姿态，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不仅法兰西要感谢左拉，整个人类都 要感谢左拉。

　　左拉说：“我希望人们的思想真实而纯洁。以至于仿佛是透明的，而且表达思想的句子要凝结得像金刚石般坚固。” 思想真实而纯洁的左拉，他那“我控诉”的形象，在人类广袤的时空中已真正“凝结得像金刚石般坚固”。1902年9月2 9日，生于1840年、年纪并不算大的左拉，因壁炉烟道被施工瓦砾所堵导致的烟气中毒而在夜睡时去世，不幸离开了这个 世界；在10月5日举行的葬礼上，法郎士沉痛致悼词，他说，左拉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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