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上书”之改进

　　如何改进此类“公益上书”，使之更具实际性效果且避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刘仁文

　　近年来，各种为了公共利益的上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总的看，这是政治开明的结果

，因为在不开明的时代，这样的 上书是不被允许至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也是公民维权走向理性的标志，因为相比起暴力和其它激烈行为而言，这种合法的 方式在推进社会改良方面具有更平和、更经济的优势。但如何改进此类“公益上书”，使之更具实际性效果且避免可能带来的 副作用，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从受理上书的单位或个人、上书者本人、媒体和公众等第三方这样三个角度来探讨“公益上书”的改进 。

　　首先，从受理上书的单位或个人来看，应以保护公民的政治热情、保证民意渠道的畅通为基本出发点，对此类上书持 欢迎和鼓励态度。目前这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回复制度。国家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受理、登记此 类“公益上书”，它们一方面要对这些上书进行研究并转送给相关部门和人员，另一方面要对所有来函进行回复，确认收到， 并分别用以下情况处理：凡不属于受理范围或应当归属其他部门的，如实相告，建议其取道其他途径，如信访、诉讼；凡属于 公益性质的上书，一律以国家的名义对上书者表示感谢，并可附带一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非正式评论；对于那些符合要求的上 书方案，应启动相应的审查程序，并将最后处理结果通报给上书人。

　　正式的回复制度确立后，受理机关可能会面临上书太多而难以应付的局面。对此，可以通过两个办法来消解：一是制 定上书细则，为上书设置一些必要的条件，只有在符合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该上书才能被提上审查日程；二是要加大各级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受理民间上书的力度。建议为

　　实践中，还有一种包含“公益上书”内容的形式值得重视，即各种“情况反映”、“领导参阅”等。与民间借助媒体 公开报道的上书相比，这类上书往往通过内部渠道不公开地进行。诚然，它们是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但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 看，也存在一个“兼听则明”的问题。因此，对这类上书一般不宜直接批示，而只宜将其看做一个信息源，还要进行甄别和听 取多方意见。对于那些属于个案性质的上书，或者完全是现行法律框架内的事情，最好不要干预，以防给办案单位和个人带来 不适当的压力，也防止给社会造成一个错觉，好像法律规则和程序不重要，领导人的批示才重要。如果个案处理确实有问题， 可以通过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个案监督机制等途径来解决。

　　其次，从上书者本人来看：一是应当将自己的境界尽可能地定位高一点。不可否认，当前“公益上书”中的“个人英 雄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有的甚至带有炒作或作秀的成分。上书者需要真正从“公益”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不刻意追 求轰动效应，不刻意突出自我。二是应讲究策略。有论者指出，目前公益法实践应采取的总的策略是：在尊重现有政治秩序的 基础上，坚持利用法律途径和媒体宣传。在谈到具体策略时，该论者还指出，为了减少公众对上书者本人“新闻炒作”的质疑 ，可以考虑采取以公益组织的名义或集体的方式来上书，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社会对上书者个人的过分关注。我认为这是一个不 错的设想，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目前这类公益组织还不够多，且不容易获得批准。至于以集体的方式来上书，我则认为 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社会喜欢创造一种“人多势众”的氛围，但事实上，这种方式有时反而会给受理上书者造成不应有的压力 ，甚至反感，不利于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主张一般情况下，实行代表制即可，应将重点放在上书内容的论证上。三是上书者 应深谙“物以稀为贵”的真谛，对上书保持必要的克制。要想使上书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应在穷尽一切其他救济手段 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特别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应树立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决不能将“公益上书”庸俗化。最 后，还应看到，“公益上书”只是公益法运动诸多环节的一环，或者说，只有在紧密相连的公益法策略之链条中，它才能得到 展示并实现其意义。

　　第三，在上书者与受理上书者之外，还存在一个第三方，即媒体和公众。几乎每一次“公益上书”，都会被媒体作为 新闻热点来追逐；每一次“公益上书”，也都获得公众的强烈认同。应当说，这成为一些人动辄上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一方 面说明当前中国通过法律途径来保障合法权益的障碍还非常多，以至于人们有时不得不借助社会压力来实现；另一方面，也说 明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在面对此类新闻时，存在某种浮躁的倾向。真正负责任的、成熟的媒体和公众是不应当人云亦云的，而应 当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批判的眼光中助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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