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郑成思

　　文/薛虹

　　“老师真的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的眼泪静悄悄地落在他的灵前，渐渐地汇成一片小小的溪流，围绕在他的身边。”本文作者薛虹，郑成思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说。

　　人物档案：郑成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中心主任。1986年被授予 “国家级专家”称号。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 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

　　突然的噩耗将我击倒了。挣扎着赶到机场，坐上回北京的最后一个航班。几年的漂泊，我虽然像一只鸟一样不断地在五大洲四大洋之间飞行，但是我的根还在北京，因为我的老师在那里。各种通讯手段让我随时和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现在，他走了，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如此陌生、无法辨认了。漫长的越洋飞行，好像几个世纪，锥心刺骨的痛苦让我无法自持，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勤勉的先行者

　　老师常对我们说：“我本非天才，只知道下死力去做，不偷懒、不灰心。”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年近40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

　　每当遇到老师的英国导师、著名

　　老师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学的。十年动乱中，老师被发配到黑龙江某煤矿做工。难以想像，他是怎样凭着对知识的热爱，靠着一部英汉词典和一本残缺不全的AdventuresofTomSawyer(《汤姆·索亚历险记》)，在黑暗的矿井下，在东北的寒风中，顽强自学了英文。

　　听老师讲英文的时候，发现他常常把每个词的重音都放在后面，着力甚重，这样的发音虽然未必准确，却让人印象深刻。但是，看他写的英文论文和专著就能感到行文流畅，用词古雅、贴切。这显然是因为他在学习英文之初根本没有得到口语的训练，完全凭着阅读书面文献掌握了这门语言。这是天才，更是勤奋。

　　老师在这世界上惟一执着的是他的学问。他们那一代人被剥夺了接受正规的基础教育的机会。当老师终于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图书馆就成了他最流连忘返的地方。我曾经听好几位前辈讲，老师由于太沉醉于书中，忘记了闭馆的时间，曾经不止一次被锁在了里面。

　　自从我认识老师，他一直多病，太多的磨难和不停歇的工作摧跨了他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和研究。他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是讲究“确证”的，哪怕是在细枝末节上也绝对不能含混不清、言而无据。有好几次，北京应该已经是深夜或者凌晨，我在英国接到老师的电话，要我立刻查证国外的某一个法律条文，或者求证某个观点是否确切。

　　每次与老师见面和通话，他所谈的总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甚至在他生命的火焰将要燃尽的八月份，他讲话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仍然提醒我关注我国的网络版权的立法问题。

　　老师这种皓首穷经的研究方法，让人折服。老师对学术问题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让人望尘莫及。记得老师曾经对我讲，学术研究如同参禅——懵懂之时，看山总是山，看水总是水；参悟禅机之时，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参透禅机之后，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他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不再受表象的束缚，直面事物的本质，与真理直接对话了。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这样一份快乐也许是上天对他苍凉一生的最大补偿。

　　清贫的生活

　　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永远戴着一顶布制的前进帽，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布外套、一双黑色布鞋，提着一只深蓝色的布袋，步履匆忙。不论在家还是上班，不论是会议接见还是媒体访问，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老师总是最本色的一个人。曾经因为他的一身布衣，国外豪华酒店的门人拒绝他进入参加学术会议。但是，物质的一切对于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太渺小了，可以得过且过，甚至忽略不计。

　　多少次，我看到老师穿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那条小街，飞跑着追赶即将开动的公共汽车，花白的头发和宽大的衣袖在风里飘动。只有事情紧急的时候，老师才叫一辆出租汽车。每每付账，我发现他甚至没有一只钱包，有限的几张钞票，总是被包在一张白张或者一片报纸里面。老师是如此清贫，但从不以之为苦，也不刻意为之，他只是处之泰然，不以为意。

　　老师的家里几十年来除了不断增加的书籍和各种资料，没有任何变化。穿过狭窄灰暗的走廊，厨房旁边就是他积年累月伏案工作的书房兼休息室、会客厅。一张油漆剥落的桌子蜷缩在墙脚，一面裂了缝的衣柜上的镜子总是把人照得变形，两把摇摇欲坠的木椅上有辨不清颜色的棉椅垫。还有就是铺满了整面墙的书，堆在桌子上的书、堆在地上的书、堆在椅子上的书。现在回想，老师瘦弱的身体就是那样穿越书堆的间隙，埋头于两堆书山之间。他在这座陈旧的塔楼里，在没完没了的装修敲打声中，在那张桌子上写下了那些经典的作品。我由衷地钦佩老师的家人，他们是真正理解老师的人，无怨无悔地和老师一起共守清贫。

　　国外生活久了，每每回国，看到老师布衣依旧、陋室依旧，总不免感慨。但是，和老师谈起国外大法学家享受着怎样的阔绰生活——古董餐桌上银质餐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厅廊上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艺术品，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花园里盛开的玫瑰——他总是淡然一笑，轻声讥讽我不懂国情、民情。他本来是有很多机会去国外的，本来是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的。但是面对一份份海外邀请，他不为所动。对国家的爱，对事业的爱，对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的爱，已经让他过得满足而且幸福。

　　不论老师的名字前面有多么长一串头衔，他都永远是一位最本真、最纯粹的人。在他的眼中，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足思虑、不值一提。世事沧桑、白云苍狗，经历些许挫折，经历了世间冷暖，我不免愤世嫉俗起来，有时在与老师的交谈中也不免语出激愤。每当此时，老师总会用少有的严厉语气呵止。

　　他最常用来教训我的话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管别人如何”。这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一生埋头于学问，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不论别人已经变得多么浮躁、多么功利。我常常想，老师在经历那么多苦难、挫折、打击之后，怎么还能那样平静、恬淡？我相信老师决不是麻木或者懵懂，正是他洞悉了世事人情，才用那一颗智慧的心理解了一切人，包容了一切人，宽恕了一切人。

　　质朴的长者

　　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是最亲切、谦和、恬淡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位学界泰斗的傲慢。他亲切的微笑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温暖。他这位给共和国主席讲过课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过课的国家级专家，与最普通的公民也能成为好朋友。我亲眼看到他与负责打扫他所住街道的清洁工老人亲热地打招呼，如同老友。我也看到在那片街区的指挥交通的老警察亲热地与他交谈。不知情的人看到老师这样一位花白头发、慈祥亲切的老人，一定会把他当作是胡同里出来的一位老大爷。

　　记得老师在国外的同学和朋友曾经对我说，即便是他初出国门，在那群金发碧眼的陌生人中间，他也能够自然地超越种族、宗教、文化、语言的隔阂，善良真诚地以平常心对待每一个人。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用“圣徒”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与老师交往的感受。可是我每次听到这个词都不禁心酸，老师当然有圣徒那样纯洁、高贵的灵魂，但也经历了圣徒那样深重的苦难。

　　老师对他每一位学生都倾注了心血，寄予了厚望。老师绝对称得上一位严师。记得他要求我在给他打电话时不能说一句废话，必须用几句话把要讨论的问题说清楚。他也曾经在批改我的论文的时候说，除了标题，所有的内容都应该被删除。但是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事无巨细地给予每一位学生以帮助。只要他力所能及，每一位学生的困难都被当作他自己的事情。他愿意默默地帮助自己的学生，有的时候甚至学生们自己都不知道。

　　老师病重以后，我心急如焚，不断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但是他从不愿多谈，寥寥数语之后，又转到学术问题上去了。而且，直到他讲话困难，终于卧病在床，在电话里和见面的时候他都表现得乐观、积极，充满希望，让人觉得他的病无大碍。现在想起，我明白那一定是老师不愿意他的学生在异国他乡为他担心，不愿意他的学生一次次地回来看他。他希望每位学生都能在更广阔的天空中飞翔。人们每每以红烛比喻教师。老师是真正地燃尽了自己，直到最后一刻还把光和热无私奉献给每一位学生。

　　听说老师病重，柯尼什教授多次电话慰问。最近的一次在今年八月，柯教授颤巍巍地用他那部老式手机拨通了老师家的号码，耐心地让我把他的话翻译给老师的家人，他想念他的学生，永远为他的学生感到骄傲。

　　当我终于降落在北京，终于奔到医院，看到的不再是老师，而是停灵处冰冷的铁柜和巨大的铁锁。老师真的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了，许久许久我都无法相信、无法接受。我知道我不能用恸哭打扰他灵魂的安宁，我的眼泪静悄悄地落在他的灵前，渐渐地汇成一片小小的溪流，围绕在他的身边。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0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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