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社保基金问题何在

　　社保基金的投资不许可冒险

　　对于养老社保基金的投资还不同于一般的投资，它要求更稳妥的项目，不许可做风险大的项目，哪怕可能的利润很高，也不许可冒险。

　　最近上海的社保基金出了问题，引起全国各地的关心。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存钱，这钱

成为社保基金，到年老了拿出来养老。此事关系到几亿人口未来老有所养的事。万一出了问题，非同小可。一般人看来，这不应该是什么问题。现在存钱，将来取钱，天经地义，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仔细一想，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有一点应该想清楚，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出来的，不是二十年前生产的。现在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等等都是近一二年之内生产出来的。二十年后也一样，那时人们消费的东西都是当年或者前一年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现在储蓄商品到二十年后再来用。从个人来看，现在存钱，将来消费，是节约了现在的消费供将来使用。但是节约的是钱而不是实物。将来这钱能不能重新变成实物并用得上，其实是很难说的。从微观上看，这取决于储蓄投资是否有效。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问题。我国的情况更如此。现在银行的坏账上万亿，绝大部分都是投资失误造成的。如果社保基金都去做了无效投资，打了水漂。将来拿什么支付大家的养老金？

　　如果我们打开西方国家的报纸，每天几十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都讲跟投资直接间接有关的事。股票行情，油价起伏，资源发现和耗竭，新技术的发明，消费者的偏好，人口的流动，凡此种种都跟投资有关。投资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投资基金出高薪养了一批专家研究怎样提高投资回报。尽管如此，投资失误还是难免。近来我国的报纸也更关心跟投资有关的事。财经方面的大部分消息也都跟投资有关。

　　对于养老社保基金的投资还不同于一般的投资，它要求更稳妥的项目，不许可做风险大的项目，哪怕可能的利润很高，也不许可冒险。这样就限制了养老基金的利用。一般养老基金多半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收费公路、自来水、发电厂，特别是水力发电等。这些项目需求稳定，价格变化小，市场风险小，需用的资金数量巨大，这正好符合养老金的特点。股票市场起伏很大，一般都不允许把养老金投入到这些地方。更不允许投资于期货市场，或黄金交易。

　　由于投资项目的限制，我国的社保基金回报率都很低，只不过比存银行的利息率略高一点。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人寿保险行业中。许多人不愿意投保，就是因为投保的回报率太低，有时候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率，还不如自己拿所存的钱去投资经营。不过对于大多数缺乏投资经验的人而言，把钱较给社保基金还算放心。

　　我国的社保基金分两种。一种是社会统筹，大家交的养老金混在一起用。不管你寿命长短，将来都能有稳定的养老金。它更具有社会保险的意义。另外一种是个人账户，自己交的钱将来还是归个人。少交少得，多交多得。显然，收入高的人愿意选择个人账户。以上所说都是指诚实经营的情况。事实上还多一层风险，就是贪污腐化，社保基金被挪用，将来血本无归。这样的事个别已经发生过。这极不利于社保基金的发展。所以中央对社保基金的管理非常重视，制定的管理规则非常严格。

　　社保基金的问题在于分配是否公平

　　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账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

　　我国的社保基金不足，现在的现收现付(就是拿当代人交的社保基金支付当代人的养老)都不能维持，将来因为老龄化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社保基金更是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过去职工的劳动贡献中没有预留一部分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这部分的欠账越积越多，达到了天文数字。国务院、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各个研究机构，乃至金融业都在关心这笔资金有多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自己能在哪里参与其事。

　　强调社保基金有他的理由。从个人讲，每个人要有储蓄，社会还要帮助每个人储蓄，以备将来之需；从社会讲，大家生产出来的GDP中要有足够的部分用于储蓄并转换成投资，以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均产出能够持续上升。但是现在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达40%，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实在没有必要再强调增加储蓄了。这几年总需求不足，大家都说是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再叫大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呢？不像在美国，总储蓄率一直偏低，只能靠借外债保证投资，他们强调要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增加储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正相反，我们的储蓄率已经太高了。

　　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储蓄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账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账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账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账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反动。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账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我想说的是，社保基金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为什么社保基金不是问题？这很容易理解。从宏观上看将来养老的能力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取决于将来的人均GDP。换句话讲，哪怕现在一点社保基金都没有，只要经济增长良好，人均GDP每年都有几个百分点的增加，二十年后大家的生活水平绝不可能比现在还低。所以说社保基金不是一个问题。值得担心的倒是那时的收入分配能不能更公平一些。万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人均GDP很高，可是有许多穷人，生活依然困难，即使现在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穷人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所以说，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以增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有人说，没有社保基金，光靠现收现付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的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当前我国的税收仅占国家GDP的19%，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将多收1.7万亿元。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男女老少)可多得1300多元。二十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52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这里谈到增税解决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每个人都增加1300元税收，再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这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茅于轼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以自由》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荣获美国安东尼·费雪国际纪念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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