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广森：无悔33年急救路

　　本刊记者(杜智娜 通讯员谢保庆) “咱们就在这里坐吧，办公室里人太多了。”在北京急救中心东侧的一片 绿阴下，路广森医生与本刊记者相对而坐。树阴下秋风习习，十分惬意。他用眼睛快速地环顾了四周的风景，笑笑说：“虽然 天天从此路过，但今天还是第一次坐下来。”

　　一身洁白的工作服，半袖上衣配着长裤，一双泛黄略带灰尘胶底白球鞋，浓密的短发

中白发已经清晰可见，微黑瘦长 的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微微凸起的眼袋遮挡不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您年轻时一定很帅。”

　　他没有说话，笑容中透出一丝羞涩。

　　路医生是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元老级人物，在这个岗位上他坚守了33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路”。再有两个月 ，他将迎来56岁生日。

　　从部队卫生员到急救医生

　　“做急救员似乎是命里注定的事情，也是一种机缘吧。”老路回忆起往事，嘴角总挂着微笑。

　　在那个年代，初中一毕业就进了新兵连，这令老路的同学羡慕不已。穿上军装的老路一心想学开车，可是方向盘还没 有摸到，就被营部的医生“挖”走了。“当时班长问我‘让你到营部当卫生员你愿意吗？’我立刻就回答‘不愿意’。可是命 令下来了，我必须服从。”

　　老路学医还是很有天分的，他的爷爷是天津知名的老中医，小时候，他常常将爷爷的医书当小人书看。“虽然爷爷没 有教过我什么，但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一点儿影响。”

　　在卫生队呆了3个月，又到卫生科呆了半年，最后到了野战

　　复员后，老路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局。“报到后呆了两天，感觉机关不适合我。不给病人打针输液，我就手痒。我向 领导申请了一下，当时可选择的地方很多，有防疫站、机场检疫所、输血站、医疗仪器修理所、药检所、急救站。我觉得除了 急救站，其他单位都与临床关系不大。”

　　1973年5月1日，老路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这是他来急救站报到的日子。“5月3日，我就跟着沙玉英医生出车 了。那次是去花市抢救一位哮喘病人，我们到的时候，老太太喘得满头大汗。之后，我又跟着关医生出车，病人的症状与哮喘 的老太太相似，可是关医生告诉我，那是一位心衰病人。”老路说话时扬了扬眉，笑着说：“当时我就觉得，急救站的医生太 厉害了，比我们野战医院院长的本事都大。”

　　1976年，工作了3年的老路到首都医学院进修，通过4年的学习，拿到了医学本科学位。“从首医回来后，我对 临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热情地工作了，我开始摸索新的方法。”

　　老路喜欢上了院前急救工作，这一干就是33年。期间，他饱尝了酸甜苦辣。

　　急救中，体会过死的滋味

　　在这30多年的急救生涯中，我体会过死的滋味。已经记不清事情发生在1998年还是1999年了。

　　那一天是我的夜班。晚上8点多钟，我刚出了一趟车回来，就接到一个新任务：朝阳门有人中毒了。我赶到现场时， 发现同事小高已经到了。他是在回急救中心的路上接到通知后，赶过来的。出事现场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立交桥桥基，一个工 人在桥基内工作时中毒了，班长下去救他，也中毒了，两个人被困在深25米的桥基底部。此时，小高已经穿好了隔离服，准 备下井救人。我叫住了他。我有我的考虑，首先我大他几岁；其次，我的孩子也比他的孩子大；第三，我比他瘦，下井比较方 便。我以组长的身份命令他：“你是我的兵，就得听我的。”

　　将一根保险绳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一只手拿着另一根保险绳，我被吊车送下了井。井下一片漆黑，还没落到井底， 我的防毒面具已经被沿井壁落下的灰土遮住了。我索性将面罩摘了下来，开始四处摸索着寻找中毒的工人。摸了好半天，才从 井底边找到了两个人，他们相距不远。按照原计划，我应该先将一个人送上去，再下来接第二个人。可是我临时改了主意，我 先用手里的保险绳将第一个摸到的人捆住，然后摘下腰间的保险绳又将第二个人捆住，自己则站进了吊车钢缆上的小桶里。我 摇了摇钢缆，吊桶慢慢向上升。随后，两名工人也被吊起。此时，我已经感觉累了，可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开始时我用双手 抓着钢缆，感觉有些吃力了，就用两只胳膊抱着，把手插在一起，再后来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干脆就把两只手交叉着插到腰带 里，用胳肢窝夹住钢缆。

　　好不容易快到井口了，看到光了，我这心里也豁亮点儿了。小高一把拉住我的右手，工程队的队长拉住我左手，两个 人正想使劲还没使劲时，吊车突然失控，我和下面的两位中毒工人一起掉了下去。还好，就在我离井底还有不到1米的距离时 ，吊车恢复了正常，可是两位工人已经重重地摔在地上了。随后我就觉得四周出奇的静，而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好像摆动哪个 关节都没有阻力。我当时就想：“这是在哪儿呀？原来死了就是这样啊！”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似乎听到点声音，好像是 从几十里外传过来的，像是蚊子发出来的一样，特别小。慢慢地，我感觉有东西掉下来打在我身上了，我就开始用手四处摸。 突然，我的手触到了井底的水，一凉，我打了个激灵，明白过来，哦，原来我是在井底，我还活着！

　　这时，我感觉我的身体在慢慢地向上移动，虽然闭着眼睛，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光亮。这时有人一把把我拽了过去，我 这才知道我已经到井口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下井前，工程队队长也在我腰上挂了一个保险绳，而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就是 这根保险绳救了我。

　　小高把我抬到急救车上，说了一句：“没事，活着呢！”我很想冲他笑笑，却笑不出来。我听到司机不断地喊我，我 心里很明白，可就是说不出话来。躺了两个多小时后，我终于能说话了，我对司机说：“别喊我了，先把我眼皮上的土清清， 好让我睁开眼。”我和司机都笑了。

　　那一年，我四十七八岁，这次受伤落下了腰椎肩盘损伤的病根。

　　其实，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急救中心的每一位医护人员身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见证急救设备的改良

　　老路回忆说，1973年，他刚到急救站时，站里有二十多名医生，二十多名司机，还有专门负责消毒的两位护士， 一个班里只有三四辆车，出车时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司机。1980年以后，急救人员一下子增到七八十人，一个班里十来辆 车。一直到1986年，北京急救中心的大楼在和平门附近落成，急救队伍中开始有了护士。

　　“那时候出车次数少，一天也就两三趟车。但大都是抢救急重病人。如今可不一样了，现在的急重病人在当时都算轻 的。”老路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个年代的怀念。

　　“当时急救车上的设备跟现在没法比。”老路说，当时警报器就是一个铃铛，发出“咣啷”的响声，还有一种是带手 柄的，需要人转动手柄，发出“呜”的鸣声。“那时候，就我们这批刚来的孩子们摇，特别有意思。”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 ，救护车换成了“丰田”的，车上安装了警报器，“虽与现在的不同，至少不用手摇了。”如今，连原始的“两根棍一块布” 的担架也变成“可升可降的担架车”了。

　　“而车上的医疗配备也在不断增加。最初只有一个诊箱和一个氧气袋，后来又有了心电图、除颤仪、插管箱。”最让 老路兴奋的是，1986年，车上配备了对讲机，“在整个北京都可以通上话了，这绝对是一大进步。”

　　再往后的发展，老路以前想都没想过：“对讲机之后，车上还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后来有了车载平台，病人的电 话、地址、病情都显示在可视屏上。近两年，对讲机被淘汰了，因为安装了车载电话。”

　　在老路看来，另一个“大进步”是急救网络的形成和急救分站的建立，基本上将抢救半径控制在5公里以内。而在此 之前，老路和同事们常常跑到密云、平谷、怀柔去抢救病人，“一走就是一天”。

　　做急救医生，一辈子不后悔

　　法律与生活：如今，急救中心人员流动量大，目睹很多年轻人来了走，走了来，作为一名元老级医生，您的心态如何 ？

　　路广森：我在这里工作了33年，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代表不了其他人。院前急救的确特别辛苦，生活没有规律 ，特别是值夜班，最熬人了。今年我已经55岁了，领导照顾我年纪大了，去年安排我只上白班，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在 此之前，我也一直和这些年轻人们一起上夜班。前段时间，急救中心安排医护人员体检，6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就两个 人的指标正常，我是其中之一。医护人员工资待遇低、发展机会少，而且常常被病人家属误会，甚至遭受辱骂。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有好的去处，干嘛不离开？人往高处走嘛！

　　法律与生活：看到离开的人们有了好的去处，得到好的发展，您有没有想过离开？

　　路广森：没有(回答得干脆利索)！最初到急救中心的时候，是一股热情在支持着我，情商绝对大于智商。那时候每 天都会抢救五六个急重病人，过得特别充实，不会去想离开，责任感和成就感抵消了欲望。等到情商等于智商时，年龄也就差 不多了(笑得爽朗)。

　　法律与生活：看到自己的同学大都功成名就，在各大医院身居要职，您有没有后悔选择院前急救这条路？

　　路广森：没什么后悔的，只能说他们命比我好(大笑)！其实，我觉得我这辈子比他们做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少。虽然 他们官比我大，但我抢救的病人比他们多。从某个角度讲，他们起的作用比我大，他们领导一个科室，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大夫，但是我的病人通过我的手死里逃生，我觉得挺幸福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0月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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