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相称

　　文/高永泉

　　我是1954年22岁时从上海公安局消防器材厂支援重点建设到一汽的。由于我是电工，到厂后分配在动力处电工实验室。当时，实验室还是个空架子。我到后，就开始参加筹建电工实验室，室里所需的仪器、仪表，都是我到仓库去领的。

　　电工实验室负责全厂高、精、尖自动设备调试维修，所管辖的设备多是厂里的“独生子”，很关键。实验室筹建起来后，很快便开始对陆续来厂的尖端设备进行调试。由于很多设备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先进设备，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要边学边干，工作非常紧张。

　　1956年春天，江泽民同志从苏联实习归来，担任动力处副处长，我们便开始接触。我对他最初的印象，一是讲话有条有理，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气量大，正应了“宰相肚里能撑船”那句话。我这个人，出生在工人家庭，因为家里穷，从小只在一个庙里念过6天书，到下个星期要我交学费，我家没钱交，便辍学了，很小就进厂当学徒。到支援一汽前我已是六级电工，而且是厂里唯一一个有供电局颁发的合格证的电工。技术较好，干活认真，可是脾气犟，凡事求真，直来直去，不讲究方式方法。

　　一次在全处大会上，一位非党领导批评我三次违抗命令，不听指挥。我立刻站起来，让他具体指出我什么时候违抗了什么命令。这位领导说以后跟我个别交换意见。江泽民同志得知此事，找我谈话，批评我损害了非党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我顶撞他说：“那党员群众威信就可以损害？”

　　还有一次，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干部副处长在党小组长会上，没指名地批评我阶级路线不清。我又立刻站起来，让他举出例子来，还和他在会上争吵起来，说他讲的观点不正确，不能代表党，只能代表他自己，把这个老干部气哭了。

　　江泽民同志很生气地找我谈话，说：“你怎么把这么老的一位同志弄哭了？”我说：“他自己要哭，又不是我叫他哭。”江泽民同志说：“凡事要讲究方式方法。”我说：“我是个大老粗，没那么多方式方法。”这两次，江泽民同志气得都跟我拍了桌子，他拍我也拍，他声高我比他声更高。按常规，这样顶撞领导还了得，不给你小鞋穿，也得几天不理睬你。可两次争吵的第二天，他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照样夹了个本子来找我，跟我讨论技术问题，如何安全用电，防止触电，研究电器管理，怎么定规程……以后的工作照样找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我想，通过争吵，他大概也了解了我这个人是大老粗，直来直去，没什么弯弯肠子，花花点子，还是个好同志。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他都跟我讲了，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帮我克服，工作自然应照常。

　　1958年大炼钢铁，我们动力处也搞了高炉，炼出来的“钢”疙疙瘩瘩的，根本也不是钢。江泽民同志不叫报捷，叫我拿到化验室去化验。一化验，啥也不是。结果，江泽民同志悄悄叫我们把那些东西都送到铸造车间，当了废铁。

　　1962年，江泽民同志调到上海电器研究所工作。由于我父母不适应东北气候，重病缠身，大夫讲只有回南方才能好转，于是我就要求调回上海或附近的地方。单位也同意我调出，把我的名字报给厂人事部门。这时，江泽民同志回长春一汽要人，就把我列在其中。但因为上海人事局没有办通，此事就放下了。后来，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成立，找江泽民同志要电器方面的人。江泽民同志说自己所里没有，就把我和夏文(电工实验室女工程师，长期夫妻分居)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来调。这样，我和夏文就调回上海，到了内燃机研究所工作。这些，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回到上海后，江泽民同志对我讲的。

　　回到上海后，我父母住的地方离他们家较近，我在回家看老人时有时也去他家，常同他的岳母他的夫人聊聊天，帮他家修一些小东西，因此大家就更熟悉起来。江泽民同志同岳母关系很好，一口一个妈地叫，岳母说什么他都一一答应。

　　1965年，江泽民同志要调往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临行前，他到我家找我，对我说：“我要去武汉了，我拜托你，经常到我家去看看，跟老太太聊聊天，说说家务，她喜欢同你聊天。”我说：“没问题，你放心。”他告诉我说，他调走，丈母娘不高兴，说回上海没几年，又要调走，想不通。我叫他放心去，他托付的事我一定办到。他走后，我基本上每个月都去他家，同阿婆聊天，谈家务，老太太挺高兴。一次，老太太想在厨房的墙上钉个隔板，放油盐酱醋，我就帮她钉好，老太太很满意。

　　“文革”时，我去武汉出差，到江泽民同志所在的热工机械研究所去看他。他正在开会挨斗，我就在收发室等他。散会后他摘了牌子出来，我见他还是老样子，整洁的中山装，精精神神，看不出有什么沮丧。他说，汉口这里人多，说话不方便。武昌山上一个小庙开的饭馆，我去过，那里人少，我们到那儿去吃饭。我随他到了那里，果然很清静。吃饭时，他同我谈起“文革”，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两派这么闹，也看不出哪派是革命的，他就同解放军站在一边。后来，他回上海探亲，我去他家吃饭，他拿出两本市里发的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小册子给我看。他说：“你看看，这错在哪儿？我不但不反对，我还要举双手赞成！”他心情激动地说：“批什么？就应该这么做，现在不是批，而是做得不够！”我说：“你这么讲，是有危险的。”他说：“我只是在家里同你说说心里话。”我那时就觉得，江泽民同志真是把我当成了可以换命的、生死相交的朋友。

　　他非常厌恶王洪文一伙人，想着法子远离他们。他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时，一次回上海出差，临走时，我去他家送他。我们正随便聊天，市里来人通知他市革委会的什么人要来送他。他对我说：“谁要他们送？我是外事局派来落实援助罗马尼亚工作的，同他们没关系，不同他们联系。”他叮嘱我：“他们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来捞政治资本的。一会儿他们来了，你也别搭话，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一会儿果然呼呼啦啦来了好几个人，江泽民同志一个人不卑不亢地同他们周旋，我在一旁一声也没吭。临走，他坚持要我送他到机场。他在王洪文一伙人最得势时就厌恶他们，看穿了他们的狼子野心。

　　他在北京做副部长时，家里依然很清贫。大儿子要结婚，没有钱买家具，就买了一些包装箱来拆。我到他家去，看到他儿子小兄弟俩弄不好，就叫他们放下，我带了儿子、侄子帮他们拆好。之后，他们请人做了家具。

　　他大儿子结婚时，就在家里烧了两桌菜，也没请什么人，却请了我们夫妇二人。吃饭时，江泽民同志让我们夫妇二人和他的亲家公坐在他的两侧。他对我说：“我的堂妹、堂弟我都没请，外人我只请你一个，我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待的。丈母娘对我说，别人可以不请，你是一定要请的。”他还对我说：“这边我管你们夫妇吃好，那边我管我的亲家公吃好，别的人吃不吃好我就不管了。”他的亲家公看着我，我们都会心地笑起来。我确实感到，江泽民同志是把我当兄弟看待的。

　　1985年，江泽民同志从北京调回上海当市长，还没上任，就把我们夫妇、夏文夫妇请到东湖宾馆吃饭，问我们怎么当市长？我说：“我也没当过，哪知道怎么当市长？夏文的老公是教授，让教授说说怎么当市长吧。”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其实，我们心里很明白，他想听听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市长。所以，我们就无拘无束地随便聊起来，从市长要抓好市里的交通、治安，到要关心老百姓的住房、油盐酱醋等，一顿神聊。江泽民同志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和我们一起聊，大家都谈得很开心。

　　他当市长后，他家要从原来的住地搬到市政府大院，他又一次找到我，对我说：“我要搬家，我只拜托你一个人，你全权负责。你愿意怎么搬就怎么搬，你愿意找谁就找谁，我就不管了，全权拜托。”这样，我就找了儿子、女婿和侄子一起来帮他搬家。他的岳母非常节俭，整理东西时连折了半根把儿的羹匙也舍不得丢掉。他当市长后，仍像过去一样经常同我来往，听我说老百姓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还在我家吃过两次饭。当了市委书记后，他非常惋惜又幽默地对我说：“我没有自由了，不能随意来你家串门吃饭了。上面有规定，外出要带警卫员……”我们接触少了一些，但我感到，他仍是我们中的一员，仍然同我们的心贴得紧紧的。

　　1992年，我和夏文到北京出差，事情办好后，买了火车票，但要在北京等3天。正巧江泽民同志的小儿子也在北京，我们就同他说：“你父亲工作忙，不必见我们了。我们想去看看你外婆和母亲。”谁知第二天早8时，轿车就把我们接进中南海。他的夫人王冶坪同志早早就等在院子里，我们一到，马上把我们请到屋里。当时江泽民同志正在吃饭，就叫我们坐下一起吃。我们说吃过了。因为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六，江泽民同志说，刚好中秋节，有

　　从中南海出来，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愉快。江泽民同志虽然身居总书记高位，但仍是我们平民百姓中的一员。他的心仍和平民百姓紧紧相连，他真正是我们平民百姓的总书记，他代表了我们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

　　(高永泉 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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