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口述：谁说我穷了？

　　洪峰口述：谁说我穷了？

　　时间：11月3日

　　地点：洪峰家

　　记者 陈黎 采访整理

　　我对我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不满意，每个人活得都会有问题，我也一样。你问我二十年都干了啥，那是一本书也写不完的。你问我咋活下来的？你说我咋活下来的？睡觉，吃饭，该干啥干啥。你看我生活得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嘛。生活这东西，好坏永远是相对的。

　　小韩骂啥呢？

　　第一份工作是在吉林通榆一中当初中语文教员，教初二，当班主任，1975年。月工资30块。不是正式工作，是代课教师。后来就调到砖厂当工人，是正式编制。我相当于勤杂工，一个月26块钱。

　　干了一年，1977年我就考上大学了(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攻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走到哪都戴着校徽，可牛逼了。一个月伙食费14块5，够了。和同学关系一般，因为我性格孤僻，比较怪，比较野，但有朋友就是比较铁杆的。

　　大学毕业后分到白城师专中文系教写作，我现在还是他们的客座教授。写作课是最臭的课，没人愿意上，但我在师专的课挺受欢迎，我教出来的学生能力就是比一般的人强。讲课时我重点批判的对象是杨朔，这个作家没有良知，中国人活着都难的时候他在那里雪浪花荔枝蜜，作为作家和人，糟糕。

　　教了三年书，走了。1983年我开始写小说，1984在《作家》杂志上发了一篇小说。小说发表之前，《作家》杂志的主编王成刚先生去白城找我，想调我过去。后来一直在《作家》杂志当编辑，每周去两个上午看稿子，我受不了坐班。1988年到1990年在北京，1992年转成专业作家，我当时是二级作家。这专业作家是怎么回事呢？专业作家就是个职称，一级相当于正高，二级相当于副高，三级相当于讲师。你问我中国现在有多少专业作家，我哪知道啊？而且我确信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

　　1994年我就离开作协到了沈阳。小韩说老汉是二奶作家，老汉根本就不是作协系统的人，骂啥呢？这孩子把骂的对象都整错了。我对他一点不生气，人总会老的嘛。我原来不知道小韩怎么回事，后来听他们说情况，我觉得一个小孩能挣那么多钱，挺了不起的。

　　这小孩骂我挺吃亏，你想他那些粉丝原来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在一天天长大，读了我的小说觉得比偶像的好，成我的粉丝了也未可知。喜剧。

　　谁说我穷？

　　1995年，工作关系正式调到沈阳市文化局，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前提是不用坐班。我现在属于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和作协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网上骂我的人都没搞清我是干啥的。回过头想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我根本不该调过来，但当时又只能离开长春。天意。

　　在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一直很好。写作这东西管你在哪儿干什么，给你的任务完成就行了，我都超额完成任务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地，除了西北没去过，差不多都去了。呆得最久的地方是云南。2004年的9月份一直呆到2006年7月份。住在小燕(洪峰未婚妻)家乡所在的乌蒙山区。

　　我一直是拿字数稿费，直到2001年后出版《中年底线》后才拿的10%的版税，挣了十来万吧。后来出的几本书拿的版税都在10万上下。布老虎的《苦界》是1993年出的，也就三万块钱的稿费。我的书一般销量大概两三万或者五六万册，布老虎那本有几十万册，如果拿版税，钱就比较多了。

　　写书总共挣了多少钱？谁记那玩意啊！我只记得我的处女作发表时拿了82块钱。小燕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了，都是我的钱啊(注，小燕去年四季度查出子宫癌，保守治疗一个月需要近三万医疗费。)我写了好几百万字的作品，肯定挣了很多钱，多少我是不知道。严格意义上说，因为需要治疗费，现在经济上有些紧张，但不能说我洪峰很穷。一本书多少也能挣个几万，我现在手头还压着两部半小说呢。谁说我穷？我加在一起应该挣过两三百万，不知道怎么就花没了。但没问题，我这房子也能卖20多万。小燕还有一年多到两年的治疗期，一旦进入到良性治疗期，费用会逐渐减少。我心里计算过，还需要30万就差不多。一年间变数很大，应该没什么问题。

　　和小燕是怎么认识的？1998年以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想找都市文化女人，半吊子知识分子都很操蛋。我最初想最好是找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女孩，后来觉得不太现实。2002年初在网上认识了小燕，那时她正在学校读书。她是乌蒙山区的彝族姑娘，比较傻的那种类型，背个小包包就跑沈阳来了。我在机场大厅看见她茫然四顾的样子，就知道她就是我要的那个人。她非常善良，和我已经去世的老妈关系特好。我讨厌爱情这个词，我只能说她对我很重要，我们相濡以沫。一定要把她的病治好，现在这是一切的中心。

　　虽然我们很清楚洪峰的乞讨是在作秀，目的是给当地的文化局施加压力，可是我们顺水推舟对当代作家的生存状况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知道他们过得好吗？为什么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调查的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畅销书作家已“跻身富人阶层”；影视作家“普遍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学院作家格非说“我当然满意了”；而徐坤前两年终于“圆梦北京作协”，因为当“专业作家太幸福了”；边缘作家过得差些，韩东则“对自己目前的生存状况和经济状况不满意”，但并不巧合的是，他们写得也相对较好。同时这个调查结果也清晰地回答了我们上述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