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作家

　　学院作家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何国维

　　写而优则教

　　这里的学院作家，仅指在高校从事教职、有着学者身份的作家。学院作家的数量，在中国并不算庞大，即便加上不少成名成家后被聘入高校的作家，占当下作家比例仍是极为有限的。格非、曹文轩是典型的“专业学者”、“业余作家”，而王安忆、莫言则是“写而优则教”，他们都是在成名后为高校所聘，成为高校中文系的“导师”。

　　曾经在德国生活多年的诗人肖开愚则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决定回国，受聘于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成为一名高校老师。对于目前3000多块钱的工资收入，肖开愚很满意，“人家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姑娘，去宾馆工作，一个月才拿300块钱啊！我一周才上两节课。”跟其他人到了国外后因为母语环境问题又回来不同，肖开愚坦言他回来是考虑到年老后的生活问题，他希望在60岁以后能退出文坛，过上类似钓鱼的轻松日子。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高校老师这个职业，肖开愚说：“(写诗创作)并不能完全养活我自己。”在国外，肖开愚得到多个基金会的支持，这足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他并没参加其他工作。但肖开愚又坦言，这种情况，无论是外国作家还是华人作家，并不多见。回国后，没有了基金会支持，肖开愚还是选择了高校，自己挣工资。在他看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其实是件好事。”他还指出，中国作家参加非写作性的工作，其实也可以接触到很多东西，对于创作或许有很多的帮助。

　　对于当下“文学死了”的说法，肖开愚并不认同，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他说从作家、刊物、文学批评、文学史等等来说文学死了，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针对性。从另外方面说，中国现在还不断出现优秀、严肃的作家，也有一批有能力的批评家。即使觉得当代的文学作品不够满意，肖开愚还是认为“有人在工作”。他永远都相信有这些人——虽然这些人可能跟文学制度关系也不大——在做着这样那样的工作。只要有创造，就还会有文学存在。肖开愚说：“文学死亡论者只看到需要改革的地方，却忽略了文学发生的地方。”

　　访谈

　　格非：用工资把作家养起来，是官僚体制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是作家又是高校老师这么一个状况满意吗？

　　格非：我当然满意啦。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高校工作。所以我首先是一个老师，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老师是专职，作家是业余的。

　　《南都周刊》：现在你的收入主要来自学校工资吗？

　　格非：这个难说，比较难说清楚哪个方面的收入多一点。当然，老师的收入不会很高的。我做老师也不是单为了拿这份工资。只是我觉得我只能干老师这行，其他做不了。这么多年跟学生打交道，觉得学校里面的生活比较平静。我教书二十多年了，都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

　　《南都周刊》：最近有人质疑，国家到底要不要通过类似作协等等机构养着一批作家，你怎么看呢？

　　格非：这是一个老的体制，它已经延续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有人说该养也有人说不该养，各有各的道理。有一次在法国，有人要我介绍一下国内作协体制的情况。我说，有这么个体制也好，作家需要这么个资助。很多习惯了写作的人谋生能力不强，有了资助他就能安心写作。在国外靠财团，或者当地一些文化组织资助。资助方式可能不大一样，国外可能通过基金会。也有国外机构这样邀请我去，说给你这么一笔资金，按照计划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个创作。跟国内的学术研究差不多，跟作协的创作计划也差不多。所以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国家、地方都这样，或者国家、或者财团、或者文化组织资助都有。当中就是怎么来资助、怎么来扶持这个作家的方式不同。这个也值得探讨，不是说不需要资助。比如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生活就比较困难的。我很同意莫言的一个看法，他说，最需要资助的就是那些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作家。这些年轻人，谋生能力较差，又看书又要写作，生活条件就很困难。有些人很有才华，那么国家、财团、文化组织如果能够资助他们，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

　　《南都周刊》：现在就是作家一旦加入作协就几乎意味着作家身份终身制，即使不创作也照样拿工资，这引起了非议。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格非：对，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它作为一个体制存在了这么多年，自然会引起非议。这些非议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就是这个方式应该怎么样更加合理。比如刚才说的基金会资助。用工资把作家“养”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官僚体制。

　　《南都周刊》：如果跟那些专职写作的作家比较，你怎么看待学院的作家呢？

　　格非：其实我很羡慕他们的。比如纳博科夫，他得教书上课，有很多计划、研究都没时间做。后来他的《洛丽塔》出版得到大笔钱后不是辞掉教师一职吗？他为什么这样做，说明他的压力大。一个作家有人提供生活来源，能安心写作，这当然是令人羡慕的。

　　《南都周刊》：最近有人撰文抨击中国当代文坛，认为中国的作家或者中国的文学“死”了。你怎么看呢？

　　格非：这种类似的说法早就有了，古今中外都有。马尔克斯也说小说死了，后来他的《百年孤独》卖到了几百万册。这个说法本身也不是没有意义，大家都在感叹。说明小说形式有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现代诸多文化传播方式里面，它受到很多的挤压，它本身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要忌讳。但是它是不是死了，怎么了？很多人都说它死了，但到现在还没死。当年很多人说诗歌死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死。它内在的东西不会转移，在发生变化，随时出现。因为文学根本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们与现实的联系。

　　链接

　　曹文轩 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等。

　　格非 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迄今著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及《人面桃花》(第一部)。

　　肖开愚 1960年生于四川中江县，当代著名诗人。曾做过编辑、记者和大学代课老师。1997年到德国，受德国文化基金会等基金会的支持专事写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客座教授。2005年被河南大学聘为教授。诗集《动物园的狂喜》、《学习之甜》、《肖开愚的诗》等。

　　葛红兵 1968年生，评论家，作家，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出版专著《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障碍与认同——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等，著有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沙床》、《财道》、《未来战士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