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作家

　　作协作家

　　记者 彭晓芸

　　作协：一个过时的腐朽的制度？

　　有人说：“作家而有执照，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因为从曹雪芹、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卡夫卡，都是‘无证经营’。”也许在皇权尚未失去其神圣性的前现代，“桂冠诗人”在民众眼里还是一种荣耀——但在大作家眼里只是侮辱。时至今日，“桂冠诗人”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印记。作家协会，在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延续至今，既产生了许多著名作家，也背了不少骂名，不少批评者认为作协应该取消，是一个过时的、腐朽的制度。

　　而对于追求自由写作的作家来说，加入作协是和他们的理想相悖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丧失了独立创作的自由。近几年，相继有一些作家退出作协，2003年湖南作家协会两名成员——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不约而同地递交了退出作家协会的申请书，开全国作家退出作协先例。余开伟退出作协的理由是“内部混乱，矛盾太多，导致协会处于瘫痪状态”。黄鹤逸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理由，但也“一说起作家协会就直叹气”。当时的舆论为这两位作家叫好，认为他们是“洁身自好”。

　　然而，对于有着“女王朔”之称的徐坤来说，2003年12月31日却成为了她圆梦北京作协、成为一名驻会作家的日子。她无比自豪地说：“以后写小说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了！”从社科院调入北京作协，不用再做科研、搞课题了，徐坤觉得轻松了许多，“以前是专业学者，业余作家，一边工作，一边分出心来搞创作，一个人干两份工作，压力很大也很累，太辛苦了。以后就可以专心致志写小说了，当专业作家太幸福了，身份和工作性质都变得单纯了。”2006年，11月6日，当记者致电徐坤，她很谨慎地表示不参与此话题的讨论，她的现状很好，她有很多事情要做，“2008年的北京奥运也有一些任务，等我完成这些再说，好吗？”徐坤礼貌地拒绝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对于作协这个历史产物的争议，有的认为应当完全取缔作协的存在，有的则认为应当通过改革让作协继续发挥作用。

　　广东省作协率先进行了改革，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院从2000年4月开始尝试变专业作家终身制为选题签约制，并选出了第一届签约作家，通过文学交流、创作研讨、作品推介等方式为签约作家提供服务。首届签约作家于2003年4月签约期满，3年来共计出版长篇小说24部、长诗4部、各种文集20部以及电视剧、广播剧、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一批。选题签约制较之旧文学创作体制的优越性得以彰显。

　　同时，广东还废除每月给作家发放创作津贴的做法，原广东文学院的一级作家也被取消特权，从此必须与其他申报者一样通过选题评审程序后方可获聘。广东作协由此吸纳了魏微、龙吟、赵洪、何卓琼、盛可以等作家。

　　但在诗人肖开愚看来，这些改革不是他所能够展望的了，他认为基金会制度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恐怕还是会面临各种问题，可能还是成为权力和资源的一种再分配。近期的各方评论也表现了这种担忧，有的论者将目前的作协职业作家称之为最后一批被“包养的作家”，言下之意，作协的终结似乎是一个必然。

　　链接

　　王蒙 出生于1934，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

　　贾平凹 1952年出生，陕西丹凤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等。

　　王安忆 1954出生，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魏微 1971年生，江苏人。2005年和广东作家协会签约成为专业作家。著有长篇《流年》、《拐弯的夏天》等。

　　访谈

　　魏微：拿工资，心里安全多了

　　《南都周刊》：你于去年加入广东省作协，这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对于生活和创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答：我觉得作家还是需要挂靠一个单位的，一个是经济上的保障，另外就是精神上的，你会觉得你并没有与这个社会脱节，你是群体中的一分子，而不是孤独的个人。

　　《南都周刊》：近年来，不少作家退出作协，寻求一种更为自由的创作之路，而你选择了加入广东作协，你认为广东作协在体制方面、具体政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吸引力？

　　答：广东作协给我的创作环境，总的来说还是很宽松的，我不需要每天坐班，也没有太多的创作任务，比如一年要写多少字，发表多少篇小说等等。我们领导甚至跟我说，写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不要急着出作品，你刚来广州，应该多下去走走、看看。我觉得这样的创作环境确实是比较宽松的。

　　《南都周刊》：在加入广东省作协之前，你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什么？现在呢？作协给予的经济支持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答：我以前是自由职业，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主要是心理的压力，假若这一天不写作，我就会自责，觉得浪费时间了，辜负了自己，心理上非常紧张。这个对写作来说，时间长了未必是好事。我现在作协拿一份工资，虽然也不多，但是心理上安全多了，

　　没那么焦虑。我可以慢点写，不那么着急了。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答：还是挺满意的。我不喜欢上班，又想拿工资，作协满足了我这个苛刻的要求。

　　《南都周刊》：你认为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活，应当靠作品养活还是应当有一些机构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保障，让作家无后顾之忧安心创作？

　　答：应该有机构来为作家提供生活保障，在中国更应该如此，为什么呢，中国的稿费非常低，非常不合理，尤其是写中短篇的，靠稿费根本没法活。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作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机构来养作家。

　　《南都周刊》：有人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现状非常不满意，认为作家死了，文学也死了，你心目中的作家、文学都在哪里？

　　答：文学现在确实处在一个低谷期，我发现，现在小说卖不过历史。我们不说易中天，易中天的东西比较通俗，我们就说黄仁宇，我注意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经卖到三十万册了，你不能说黄仁宇的作品有多通俗吧，那他为什么卖得好呢，道理很简单，他写得好，他的作品纯正典雅，所以在中国还是有这么一群潜在的读者，数量非常大，他们是认品质的，他们不会被忽悠，有自己的判断，但这样的一批读者，我们文学界抓不住，我觉得这是我们作家的问题，我们不能单单把它归咎于读者，认为读者不懂文学，很浅薄。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作家的问题，我们没有写出与这个时代合拍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多无病生吟，有的很假，有的为小说而小说，有的很粗糙，缺少艺术性……问题很多。但我不认为文学已经死了，文学是死不了的。我们只是处在低谷，需要艰难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