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作家的死亡与重生之路

　　张闳：作家的死亡与重生之路

　　记者 谢海涛

　　国家要发展文化，就有义务资助那些好的作家。但是，国家是否应该以专业工资的方式来豢养作家，这是一个问题。

　　南都周刊：洪峰的当街乞讨，涉及到作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思路问题。有人说，洪峰在某种程度上是“聪明人”，他既要体制内的“保障”，又要市场化的佣金。在你看来，国家拿纳税人的钱供养作家，是否合理？

　　张闳：社保制度确实可以让一些人无后顾之忧，但应该是让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无后顾之忧。作家们是否失去了劳动能力呢？开放的文化市场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写不了文章，还可以干别的嘛。产业工人可以下岗，文字工人为什么就不能？这对其他职业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

　　当然，国家要发展文化，就有义务资助那些好的作家。但是，国家是否应该以专业工资的方式来豢养作家，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不是作协和作家个人可以随便改变的，在国家没有明确废止专业作家工资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随意扣押作家的工资，显然是不合法的，作家有权抗议。但我觉得洪峰可以通过其他合法的途径讨回自己的工资，乞讨可以解决生活困难，但显然不是讨回工资的最佳办法。

　　南都周刊：那一个作家正常合理的生存状况应该是怎样的？

　　张闳：如果一个人坚持要从事写作，又不愿意屈就于市场规则，我倒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信徒，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的冲动出自其内心，跟市场和制度无关。众所周知，卡夫卡拿的是工商保险公司的工资，曹雪芹卖字画糊口，可他们创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文学？！

　　南都周刊：叶匡政喊出“作家死了！”其论据是作家的生活在别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作家的影视化。你认同“作家死了”吗？

　　张闳：作家们爱干什么事，那是他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如果他觉得自己在影视生产方面会干得更好，为什么不能去干呢？如果作为作家的他们死了，而作为艺术家的他们诞生了，这没什么不可以。况且，也没有规定说作家只能由这几个人来当，他们不当作家，还会有别人来当嘛。

　　不过，像朱文这样杰出的作家，不再写诗和小说了，我感到遗憾。这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至于是不是电影界的一大收获，目前还不好说。

　　南都周刊：叶匡政还评点，洪峰在替所有的中国作家乞讨！近几十年来，哪一个中国作家不在乞讨？有的向现今的文学体制乞讨，有的在向市场乞讨，有的在向电影乞讨，有的在向普罗的文学大众献媚。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张闳：这种说法用在体制内的作家那里是合适的，但我不同意把写作的市场行为看做乞讨。

　　作家在文化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是合法的劳动者。如果写作者选择了职业写手这一身份，就必须服从市场规则。这既不高尚也不卑贱，跟职业演员、职业球星一样，只是一种职业而已。卖文为生，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没有什么可耻的。刻意贬低职业写手的身份，这是一种严重的职业歧视。

　　问题在于，作家们尚不习惯自己的这一身份定位，一方面扮演职业写手的角色，另一方面却要自命为高人一等的“灵魂工程师”，这样就会变得心理扭曲。堕落为乞丐就在所难免。

　　如果我们把“文学”看成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完成的创造性的书写活动的话，那么，与其说是“文学”死了，还不如说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诞生过。

　　南都周刊：与“作家死了”同时喊出的，是“文学已死”。叶匡政认为，博客、视频等网络互动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文学的腐朽秩序，消除了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瓦解了文学等级，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张闳：“文学已死”了吗？如果这个消息可靠的话，这倒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是我今天在听到萨达姆被判决的消息以外的另一则喜讯。长期以来，当代的中国文学这个腐朽没落的东西害人不浅。关于它的垂死的传言流传已久，今天终于无疾而终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南都周刊：如果说“文学已死”，那么死的是什么样的文学？

　　张闳：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学”的这种东西，指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相关的概念体系、写作方式、出版制度和行政机构。这个东西正在奄奄一息，但还没有断气。当然，它的断气是迟早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学”看成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完成的创造性的书写活动的话，那么，与其说是“文学”死了，还不如说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诞生过，至少在现代汉语的意义上说是这样。

　　市场化路线拯救的首先是文学市场，文学市场得救了，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学得救了。但它却为文学得救提供了机会。只不过在文学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拯救相当可疑。正如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一样，文学市场的初级阶段遵循的往往是逆向淘汰的原则，“70后”、“80后”的这批作家，多半是这一不良市场所产下的畸形儿。

　　(结语)作家们一方面扮演职业写手的角色，

　　另一方面却要自命为高人一等的“灵魂工程师”，

　　这样就会变得心理扭曲，

　　堕落为乞丐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