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承担”中的特首报告

　　“变革与承担”中的特首报告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澳门

　　11月16日，澳门特首何厚铧发表了其上任以来的第八份施政报告，核心内容是报告的第三部分：《勇于变革，共同承担——施政专题阐述》。

　　当地媒体引述立法会议员李沛霖的言论，认为施政报告“有突破”，特别是在“变革与承担”的概念阐述上，整体引入了新思维。往年的施政报告侧重“社会和谐”，对社会上一些政治诉求、政治现象，不是较少谈及，就是负面看待，这次对过去少提、不提的社会矛盾和诉求，都有点出、有回应。强调政府的承担比居民的承担更重要，体现了特区政府乐于承担的胸怀。

　　明年，澳门将启动第三届特首选举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准备工作。有评论认为，依法不能再连任的何特首，应为接班人创造良好的局面，这是他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所以新施政报告展现出崇明改革精神的新姿态，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则批评政府在“变革”和“承担”上做得都很不够。报告对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触及，法律、行政改革等内容每年都有提到，但一直以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措施。他认为，7年来特区政府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对民间事务的关注也增加了。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当家做主意识的增强，澳门人的政治诉求也慢慢提高了，开始重视自己的权益，不再哑忍，政府的施政应增加透明度，扩大政治基础，因应人民的新需要。

　　据澳门电话调查中心对这份施政报告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满意程度超过六成，但对特区成立以来整体施政和特首工作的满意程度，呈现下跌态势。

　　更多的民众参与

　　在施政报告中，何厚铧强调要对现有的社会政治生态进行调整，扩大团结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特区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施政咨询面，真正做到广大澳人民主治澳。

　　对这番表示，区锦新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几年来澳门政治生活的社会民意基础不够广阔的现实，现在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如果参与政治决策的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小圈子里的人，就不能在施政时及时提供足够的民生意见，政府的公信力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应该多吸纳基层的人、有民意基础的人参与政府决策。

　　但区同时认为，扩大施政基础不应仅仅留于口号和表态，要有实质性举措。而目前澳门政治中的某些制度设计，并不利于更多人的政治参与。

　　比如，澳门现在只有一个立法会，而没有区议会，回归前的市政议会也取消了。普通老百姓和立法者之间没有中间层，而现在的立法会只有29名议员，直选的只有10人，这么少的人要直接联系50万澳门市民，显然难度很大。从立法会的职责来看，它更偏重宏观和长远的政策制定，很多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可能会被看作是小事情而重视不够。

　　另外，根据《澳门基本法》和《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法案或修订提案，得由不少于9名议员签署；议员行使提案权时，如果涉及特区政府政策，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许可。而特区政府对4个方面的事项享有专属提案权：立法会选举法、公共收入和指出、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

　　区锦新认为，这些规定让议员的提案权受到很大限制，提出的提案也经过漫长的行政程序才能到达具体负责的人那里，有时就会石沉大海。比如，“今年年初我们提出了城市规划法，3月份就交到特首那里，但到现在也没有回复。”

　　澳门幸运博彩业职工总会理事长郑康乐认为，一些澳门人长期以来和政府及中央对着干，却没有实质性贡献，这些人被称为民主派，事实上忽略了民主的实际意义。

　　区锦新则强调，不能把有不同意见等同为和政府、中央对着干。人人都一团和气，你好我好，政府又怎样能及时纠正和弥补可能的偏差呢？如果议案的制订过程议员都不能参与，得不到尊重，只是把既成事实摆在大家面前的话，又如何能让人不骂人，一直保持理性？

　　区告诉记者，和香港不同，考虑到澳门的现实情况，他本人和所谓的“民主派”并不要求现阶段搞特首直选和普选，因为民众在这方面的呼声并不强烈，上层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由于80年代初澳门仍没有本地的大学，有大批澳门人到广州暨南大学和国内其他大学升学，这些接受中国价值观的毕业生返回澳门后，加入澳门公务员体系和其他行业，再经过20年的晋升，不少人已成为澳门特区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和各界的精英。所以，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意识是很强的，即便是反对政府政策的人，也基本是就事论事，希望政府工作不断改进，而不是想借此达到其他政治目的。

　　更透明的公共财政

　　在施政报告中，何厚铧强调，对于和市场活动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实体，对于财政支出十分庞大的公共政策或公共活动，特区政府将实行额外加强的廉政和审计监督。并认为即将设立的问责制度，是特区政府施政团队勇于承担的重要体现。

　　区锦新则认为，特首对公共财政的监督机制和可能的改革方向一点都不提及，让人遗憾。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很多开支庞大的公共财政项目的知情权还很不够，一些大工程不起预算，议员也不能过问具体的运作，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和暗箱操作。区强调他并非指责或影射什么人，而是希望政府能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增加透明，杜绝人们就此产生的负面联想。

　　2005年11月，澳门举办了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最终，该运动会的开支从最初政府提出的20亿直线上升到44亿。澳门审计署的审计结果亦证明其超支的严重程度教人咋舌。区锦新就此在立法会提出质询，要求政府提供详细的说明，并完善公共预算的预算和审批制度，不要只是把结果告诉大家。

　　另外，区还提出，澳门土地资源稀少，但却有不少土地长期荒废。而这些长期荒废的土地大都名花有主，只是获批给土地者长期占而不用。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门的“圈地运动”盛极一时，有权势者、亲近权力者、懂得花钱者，向政府拿批地尤如探囊取物。而拿了土地的商人不少都只是霸占了土地待价而沽，伺机变土地戏法，以求从中牟取厚利。

　　黑沙环新填海区近东方明珠的那幅6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就是在1993年批出的工业用地。10多年后的今天，那里将是港珠澳大桥的未来落点，商机无限，获承批者便以澳门“工业竞争力逐渐丧失”为由，申请将原来的工业用地转而作商住用途。结果是政府顺应要求，容许改变用途，黄金地段仅补地价9亿多(若以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唯一次经公开竞投的土地价格作指针计算，1000平方米值6000多万，6.8万平方米土地价值应在澳门币45亿元以上)。2006年3月，区锦新在立法会对此提出质询。他认为，行政当局容许土地承批者更改用途，固然有其法理依据，但之前有两幅教育用地正因未能依照合约建学校而遭特区政府收回，说明若土地承批者不依时发展合约指定项目，政府也同样可以合法地收回有关土地。既然容许土地更改用途是合法，收回土地重新规划也是合法，那么，对上述的工业用地为何政府却做出让本属公共资源大量流失、损害公众利益至巨的选择呢？

　　区认为，若现行《土地法》确实存在漏洞，令土地承批者可以长期占用土地不作发展，而又存在太多的阻碍政府收回土地的因素，《土地法》便应作修订以堵塞漏洞。行政当局对此应有所计划和安排。

　　更高远的愿景规划

　　澳门现有大大小小4000多个社团，有论者指出，这些社团对目前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和谐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社团本身的功能局限性使得社团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只是争取福利的主导者，相对而言，政策的提出、制定或把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利益予以究明，并显现于政治过程管道上，社团的作用就显然力有不逮，因为社团只关心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政策。

　　澳门社团文化盛行，社团的联谊、团结、维权的基层本质充其量只能培养治澳人才中的执行者，而不能产生规划社会发展远景的设计者或制定者。

　　区锦新则认为，澳门社团多与现行的选举制度有关。因为行政长官由300个选举委员选举产生，而这些委员则由社团产生。这样一来，某种程度上掌握和影响的社团越多，对政治的影响就越大。

　　何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相当的篇幅在谈论民生问题，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实行过去一年所采用的税费减免措施，即在职业税、营业税、房屋税、招牌税、旅游税、小贩牌照费、摊档租金、非人寿保险印花税、银行手续费印花税等方面继续做出相同的减免安排，并继续发放长者津贴。明年新增加的税费减免项目将包括，豁免人寿保险印花税、流动电话牌费和传呼机牌费。另外，特区政府决定建议在明年调整公务人员薪酬，把其薪俸索引点金额由现时的52.5元上调至55元，增幅达4.76%。

　　有论者指出，特区政府在祖国的政策大力倾斜之下，经济奇迹般蓬勃发展起来，有了六七十亿的财政赢余。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通过减税、加薪来给予人民恩惠，这自然值得肯定。但这样的做法得以挥洒自如，并不能代替长远得当的社会政策制定，也恐怕不能完全认为是行政当局的丰功伟绩。在民生问题上，特区政府往往是谁的呼声高，就给谁一些好处，缺乏长远和宏观规划，没有机制。澳门逐渐浮现的一些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问题急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