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香港 实习记者 申鑫

　　成长

　　人物周刊：你现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当初教育你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龙应台：如果你指的是时代差异，那么“安德烈少年时代”是个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为主要价值的时代，“龙应台少年时代”是以服务“大我”为目标的时代。我们的“大我”是传统儒家“士不能不弘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那种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讲的就是我这一代台湾人成长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安德烈少年时代”讲究的是个人的完成。但这并不代表他这一代欧洲青年对“大我”毫无关切，而是，他认为即便是要服务大我，也得先从小我的幸福和完善开始。这种态度，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它当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牺牲和努力。总是有前代人的紧张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够从容不迫地过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这种求真较劲的性格，你对于社会问题种种犀利的言论，跟你成长时的教育环境有何关系？

　　龙应台：一方面，有时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这种共同性格也造就了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现在在台湾，各行各业，包括政界、教育界、经济界，做决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并没有教我们独立思考，更别提批判了。因此我个人的风格，就很难归之于台湾的时代共同性了，否则，我不会显得那么“突出”或说“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国的影响，加上13年欧洲的经验，比较有关。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现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因为是一个边缘的人，所以对主流的东西永远有一个距离。从边缘的角度去看中心，与从中心的位置看出来，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怎样区分你的边缘感与当时台湾人的边缘感？就像现在民进党所说的，那时台湾人被迫接受的都是关于祖国大陆的想象，而台湾的本土文化被压抑了？

　　龙应台：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难民和乡下，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城市，是双重的边缘。台湾人的边缘感则是一个集体意识。1895年被清廷割让，台湾人无可置喙。被日本人统治50年，他毫无选择。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本地台湾人变成“二等公民”，再度被“边缘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弹。

　　个人的边缘感和集体的边缘感可以同时存在，而且错综复杂。现在少数激进的民进党人在为自己的历史“翻案”时，就喜欢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为压迫台湾人的“统治集团”，选择看不见那些被时代拖着走、饱受折磨的种种命运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种历史的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