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5)

　　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就决定写。跟支不支持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物周刊：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想写的吗？

　　龙应台：这是个侮辱性的问题啊。(有些生气)在台湾没人问这个问题，即使是马英九的敌人也没敢这样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马英九不求人的风格，也知道龙应台“六亲不认”的性格。马英九是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之前，我们很久没通过话。即使在他读到文章之后，你说他是否会来个电话？没有。因为他也知道，我对于自己写作的独立立场，是一丝不让的，那是一个任何人都侵犯不了的领域。我不是为了他而写。

　　人物周刊：你观察大陆的方式，和观察台湾、香港有什么不同？

　　龙应台：对大陆我不轻易下笔去批评。为什么不直接写呢？第一，我没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我知识不够，了解不深；第二，身为一个境外的人，我所冒的风险不能跟境内的人比。

　　写批评文章，我认为责任的承担是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使我认为，我没有太大的资格直接去批判大陆的现象。譬如说，我在德国生活13年，都没有申请德国护照，为什么？没有德国护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一家四口要旅行，其他 三人随时可走，我却都得办签证，往往使得全家人因为我而无法成行。不要德国护照，是因为我在写对于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批判文章，如果拿了德国护照，我是以哪国公民的立场在批判台湾呢？如果被我批判的人要整肃我的话，我是不是就把我的德国护照拿出来呢？在道德上有点说不通。能够承担责任的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引起的争论和误解比较多，你是怎么处理的？

　　龙应台：没什么好处理的，文章出手，就跟我无关了。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有一个核心价值，对一个事的是非，我会做很细致的思索。比如100万“红衫军”去反陈水扁——我强烈反对陈水扁，我彻底瞧不起陈水扁——但是当施明德宣称要攻进“总统”府，“不是你倒就是我倒”的时候，对我却是挑战──这违反了我对民主的认知。我应该站在哪里？你知道有一个坏蛋，而对这个坏蛋人人皆曰“可杀”的时候，你站在哪里？

　　在那个“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里，我的文章却说，我不同意红衫军的做法，因为民主社会不需要“革命”手段，他必须用选票去“推翻”一个可憎的政权。后来，施明德改了战略，取消了“进攻”之类的语法而改为公民静坐，那是我可以认同的，所以我才到广场去献花，表示支持。

　　写文章不支持红衫军的时候，我被一边攻击得很惨；去献花的时候，又被另一个阵营的人说，你看你看，她也“投降”了吧。这些对我真的不重要。如果写作要考虑相反立场的两边对我的恨与爱的话，我就不用写了。

　　作家的担当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对大陆作家的印象？

　　龙应台：不敢，因为我接触得不够多。但你的问题让我想到，有人曾从网上传给我余世存《非常道》里的一段话——龙应台在一次与大陆知识分子餐聚时发现，大陆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只会谈房子车子之类的，一点都没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