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3)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的时候，你批评别人，在文化局长任上，你有没有遭遇过别人的批评？

　　龙应台：天天遭遇啊。譬如那时与“议会”的冲突，媒体有很多报道。我有很多直接和他们对抗的时候，但我有更多默默不语、忍辱负重的时候。比如为台北市制订《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就花了我三年半工夫。为了这部法的通过，我跟每一个议员去拜托呢。我还记得，有个歌手被我们邀来演唱，因为下面执行的人员不够周全，得罪了他，他就发公开信大肆抨击我，在媒体上把它上纲为政府对民间，甚至说成是对族群的歧视和打压。我只能一声不响地承受。有权力的人，必须谦卑。没话说。

　　人物周刊：你会受到粗暴的对待吗？就像苏贞昌做行政部门负责人时被国民党“议员”乱骂？

　　龙应台：喔，那不只苏贞昌了。你是否知道，陈水扁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在议事厅里当众把“国防部长”郝柏村的发言桌给打翻在地上？

　　“议员”对于我的“粗暴”，只限于言语，没有过肢体的动粗。而且，当“议员”对我言语动粗的时候，他马上会受到市民的抗议，市民会打电话去骂。媒体也会批判。有这两个环节的制衡，“议会”其实并不太糟。同时，台北市“议会”还是全台湾质量最好的民意机关。从“议员”那里我得到的支持和协助，其实也很多。我想观察台湾选举，一定要认识到，媒体镜头有“逐臭”性格，只跟着冲突跑，而绝大部分静水流深的部分就完全看不见了。

　　人物周刊：台北市文化局长任上，你关注较多的是文物古迹的保护。1990年代初，济南曾拆除了一座有80多年历史的非常漂亮的老火车站，理由之一是它是德国人修的，有殖民主义的烙印，你怎么看？

　　龙应台：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我曾经跟台湾银行打过官司。台北市的核心区有一座台湾银行所属的大楼，日本人建的，我当文化局长以前就被指定为古迹，要保护的。但是台湾银行想拆除它，建一座新的大楼──那个地皮太贵了。他们到法院申请撤除该建筑的古迹地位，理由是，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东西。法院竟然判决他胜诉，准予拆除。

　　我可慌了。理论上他们当天晚上就可以连夜拆除。我要保护这个古迹的惟一办法就是它被重新认定为古迹，但是这要经过很多程序。我就在当天夜里12点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后来它被保护下来。

　　而当时文物保护的最高母法，文资法的总则第一条，古迹被保护的先决条件是，该建筑必须“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我要挑战的是，为什么只有发扬“中 华文化”的东西才有被保护的资格？日本人明明占领台湾50年，他留下来的东西，有好有坏，好的难道不值得保留吗？即使是坏的，难道不也是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难道不能也留一些作为历史的见证？所谓“中华文化”，难道不能做最宽广、最包容、最多元的解释吗？

　　为了避免以后还有这样民族主义的文化判决，我决定提出修改母法，把总则第一条“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改为“以发扬多元文化为宗旨”。现在最新的文资法，就是这新的条文，意义很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