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7)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中国人吗？

　　龙应台：如果中国指的是一个长久的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我是的。

　　人物周刊：作为独立的公民，你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2008年的“总统选举”，你投票给谁？

　　龙应台：谁符合我民主的核心价值，我就选谁。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大陆批判台湾“去中国化”，其实大陆的“去中国化”也很严重，你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龙应台：50年代开始的全盘苏化，不是一种“去中国化”吗？在制度上，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不都受苏联影响吗？甚至于文学和思想的营养，也全面倚赖苏联。1980年代我开始读大陆的作品，那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管是学术文章还是文学创作，都很难读，因为句子结构都是翻译体，俄文德文的翻译体，不是纯净中文，读起来很费力气，也就是说，连文体都改了。

　　50年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

　　中国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这么复杂的东西长期被简化为“迷信”。

　　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国化”，以至于到现在有国学热，有于丹热，在我看来是一种对过去“去中国化”的骚动的反弹。

　　不过，“去中国化”这个词本身都已经是一种概念的过度简化了。有时候，“去中国化”没什么不好啊。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翻新、不断拥抱新潮的碰撞过程。

　　小叙事谈大问题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是分了几个阶段的吧？

　　龙应台：我的第一本书是《龙应台评小说》，这本书在当时的文坛激起很大的讨论，所以余光中称我为“龙卷风”，大家都以为是《野火集》，其实不是，他当时指的是《龙应台评小说》。用一种非常不婉转、不客气的方式谈小说。紧接着是《野火集》，所以那算一个时代。

　　然后是13年离开华文世界的离群索居，这13年中有《人在欧洲》，有《看世纪末慢慢走来》，有《干杯吧，托马斯·曼》，《百年思索》。这个阶段很多作品是在观察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是一个全球的视野，没有重点关注华文世界的事。

　　进入台北市政府做官的那4年，我是封笔的。封笔的原因，我有一篇文章《当权力在手》解释过。我离开市政府之后才重新开始写作。封笔4年后，香港阶段就出现了，又已经有4年了。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我不喜欢大叙述，我喜欢小叙述。实际上，你是在用小叙述说大问题，一个可能很枯燥的大问题在你那里也显得很生动。有评论说龙应台是在用文学语言谈政治。这种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龙应台：我对文字的艺术有个斟酌的过程。譬如说，在大学时曾经用过“蔚蓝的天空”这个词，朋友问我“蔚蓝”的“蔚”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答不出来，他说既然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何用它？简单的一个问话，却使我思考语言的本质和艺术，影响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