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2)

　　人物周刊：你一个外省人的孩子面对很多台湾的孩子，这种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

　　龙应台：一直到我离开乡下去上大学吧。需要强调的是，我这个外省孩子的经验和很多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样的。毕竟大多数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们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眷村文化。我的经验是乡下经验，乡下的外省人特别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事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龙应台：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当天要去扫墓，整个家族都会出动，而我们是没有墓可以扫的。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可否说，大学毕业前的龙应台，与当时的台湾青年相比并无过人之处？

　　龙应台：就是比较爱看思想的书吧。可是也不那么特殊，那时的思想青年流行读尼采、罗素、怀特海、萧伯纳等等，爱讨论思想，不太懂得玩，很闷的。

　　我在南部乡下长大，接触不到台北的同龄人可能会接触到的政治运动和西方思潮，所以我的“启蒙”比台北的朋友们晚。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做官与做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与做官有什么区别？你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知识分子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

　　说这话的人，一定没读过韩愈的文章。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就进入体制做官，去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也就不是所谓“知识分子”了。我们现在所谈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他的主责就在批评。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你给我说出具体做法来，提不出具体做法你就没有发言权——这种说法是混淆了知识分子和公权力执行者的分际。

　　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遗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负不同的责任，而且要有不同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