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8)

　　在美国念书，我第一个研究的作家是爱默生，半夜读书，碰到他的一句话，“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这句话又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文字，要触摸得到。

　　另外，我的文字──不管谈什么艰深的问题，总是用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可能与我的平民意识有关。我不太愿意只和精英对话。我相信，要表达一个思想可是没有文字的魅力，是糟蹋了文字。

　　子女教育

　　人物周刊：回到你与安德烈的书。你是学者、教授，你有人文关怀，但在大陆，很多父母由于自己的教育程度有限，他们或放任孩子不管，或无力陪伴孩子的成长，或者教育方式非常粗暴，与孩子的隔膜特别深，由此造成在大陆亲子相残的事时有所见。对于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这种状况，你有什么看法？

　　龙应台：我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父亲知道让我背《古文观止》，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17岁考大学，要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我希望填新闻系，但父亲不允许，他说，女孩子做记者，要抛头露面，那你还不如去当妓女呢！这就是当时社会对女记者的看法。再如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仍然从图书馆借小说来看，我父亲发现了，就把书撕烂，扔到水沟里。

　　我们还是感情很好，我很爱我的父亲，父母是没法选择的，更何况，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见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你不觉得，知识上的学历，和对子女的身教言教，是两门不必然相干的学问吗？没有学校教育的人，不见得就不能是很好的父母。

　　大陆的问题，和其它华人世界不太一样。因为在过去50年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家庭、温情、品格、“温良恭俭让”等等价值，都严重地错位了，现在慢慢要找回来，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物周刊：你在《野火集》中提到的“幼稚园大学”的现象，现在有什么改变吗？

　　龙应台：现在的“幼儿园大学”在大陆啊。大学新生入学还要父母陪着去，够奇怪的。

　　“幼儿园大学”描写的是20年前的台湾，现在有没有改变，要看你指的改变是哪一种。如果讲个性的解放，那么是大大地改变了。现在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非常敢于表现自我，而且对自己的“身体”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了。譬如在各种场合，他们都敢于“奇装异服”，敢于表演，所谓热歌劲舞成为时尚。

　　如果你指的是深层的改变，那可能就不多。思想的深度，独立的精神，批判的能力，都不够。

　　人物周刊：会不会每一代人关注的焦点不一样？

　　龙应台：当然可以不一样。比如现在全球化，电子化，网络化，读文字的人少了，或者说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于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少了，因此现在年轻人是“草莓族”的说法就不胫而走，而且，好像说，年轻一代不关心社会和政治，是一种政治的正确。

　　这时我们就得问了：西欧的信息比我们多元吧？生活比我们富裕吧？富裕的历史也比我们长吧？可是他们的年轻人还是非常关切社会的议题，对于国家的走向并不觉得与自己无关。甚至对于国际事务都有很深的参与和介入。安德烈刚刚和几个欧洲大学生组了一个团到非洲的加纳，去扶助当地的艾滋孤儿。柏林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每年募集物资，集成好几辆大卡车，越过几百公里的荒原，送进最偏僻、连国际红十字都去不了的西伯利亚荒村，做救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