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4)

　　古迹的保护从来就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因为你做了保存，活着的人得以理解过去，理解过去，是为了让他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所以在我看来保留在台湾的日本人的遗迹，甚至更早以前的荷兰人的遗迹，西班牙人的遗迹，清朝的遗迹，同样重要。并非什么都保存，而是一种态度：对历史的尊重，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是文明很重要的条件。

　　人物周刊：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城市老城区的房子，确实不如现在的公寓舒服，如排水、通风、光照等等方面，因此古迹保护也被一些人批评为站着说话不腰痛，没有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

　　龙应台：这个问题在欧洲早就解决了。欧洲很多城市是千年古城，保持原来面貌。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大陆的做法是把老区整片拆除，然后再造假的古城。世界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欧洲，方法是保留老城区的整体和谐美感，房子的外观不动，但是内部让它现代化。外表古色古香，内部现代又舒服，民居的主人以自己的老房子为荣。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你说中国没有钱做这样的事？很难说服我，因为我看见巨大的民脂民膏的浪费。城市决策者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吧。

　　另一个问题，有人会说文化保护与发展经济是一对矛盾。对不起，这是假的矛盾。这两个是可以结合而相辅相成的东西。你看看欧洲的很多老城，正因为它当初不拆，保留了老城完整的面貌，花钱把内部现代化，所以这个城市的观光魅力得以长久保持，科隆单单一个老教堂每年就有500万人去观赏。文化保护带来经济效应的例子，太多了。

　　人物周刊：你没有接受就任台湾“监察委员”的邀请，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你怎么理解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独立性对于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出来后，我都要具体去衡量，怎么样才叫独立性。比如请我出任“监察委员”——监察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它是台湾政治里的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弹劾政府官员的，也可以弹劾“总统”。可是后来我发现，它是“合议制”的，也就是说，你提出的弹劾，必须得到院内大多数“委员”的同意，才有效。我相衡之下，觉得，那个力量还不如我站在写作的岗位上呢，所以婉拒了。

　　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我们不要把“拒绝做官”一定看作“清高”，因为“同意做官”也可能是更大的胸怀，更大的牺牲。每一个人的拒绝做官和同意做官，都要打开来个别地检视，不能用传统的刻板眼光来看了。

　　人物周刊：2007年，你就“特别费案”写文章为马英九辩护，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质疑你有政治偏向性，这篇文章是否有悖于你所鼓吹的“独立的笔”？

　　龙应台：写这篇文章前，我作过很深的思索。首先，写这个文章要冒很大的险，因为，非但你马上就会被打击为为某个阵营的，质疑你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其次，司法是否可能被政治利用而转过来“整肃”你。真是凶险得很。我愿意冒这个险，当然有我的想法。

　　最核心的念头是，马英九因为特别费而被判罪，是件不公平的事。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特别费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确定。

　　当时在我心中的挣扎有两个：第一，我是否应该因为害怕司法机关可能的对我的“整肃”而不直言？第二，我是否应该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挞伐，为了维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名声”和“形象”而不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