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德里厄塞克：我与卡夫卡和萨冈都不同

　　玛丽·德里厄塞克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还很陌生，但她在法国文坛却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1996 年，德里厄塞克的处女作《母猪女郎》在法国创下25 万册的销售纪录，35 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版权。法国评论界喜欢把她和萨冈相提并论，不同的是，她是纯粹写作，而萨冈是为了娱乐。

　　特约记者/ 燕舞 应柏璐 摄影/ 邹红(发自北京)

　　3 月7 日晚，37 岁的法国当红女作家玛丽·德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 飞抵北京，参加本月下旬举行的“第11 届法语活动周”。次日上午，在北京和平宾馆的大堂，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德里厄塞克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

　　德里厄塞克这个名字对于国内读者还很陌生，但她在法国文坛却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1996 年，德里厄塞克的处女作《母猪女郎》在法国创下25 万册的销售纪录，35 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版权。

　　《母猪女郎》堪称女性版的《变形记》，讲述了一个漂亮姑娘变成母猪的奇特故事，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荒谬意味。早在1998 年和2001 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就引进了德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幽灵》、《晕海》，但反响平平。著名出版人石涛目前正准备重版《母猪女郎》，“让这一法国超级畅销书在中国获得应有的地位”。

　　“德里厄塞克的小说属于幻象小说。所谓幻象也被译成‘神怪’、‘怪异’，其实它更多的是对世界的想象和幻象，而不是科幻或神怪故事。”《母猪女郎》译者、中国法国文学学会会员胡小跃说，“幻象小说通过对世界的放大、夸张和变形，使阅读空间更开放。它虽然荒诞，但荒诞之中见真实。它致力于用内在的东西来震撼人的内心。”

　　在采访中，德里厄塞克告诉记者， 她喜欢音乐、旅游、科学，并热爱家庭， 她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女权主义者和主张欧洲一统的人”。采访结束时，她还不忘夸奖记者的军用挎包别致。

　　B ＝《外滩画报》

　　M ＝玛丽·德里厄塞克

　　“我和萨冈很不同”

　　B：你最早接触中国是什么时候？

　　M：是1991 年。当时我的前夫要去武汉工作，在去之前，我们就开始学中文《母猪女郎》的英文版封面，这本书在英文中译为《Pig Tales》了。但当时法国向台湾出售48 架战斗机， 中法关系恶化，前夫的中国之行取消，我因此也没去成，但会讲几句中文。

　　B：据说你从小喜欢看书，5 岁就开始抄童话。你最喜欢哪个童话故事？

　　M：( 大笑) 我是从6 岁起抄童话的。我喜欢读《贝洛童话》。现在我也会给孩子讲一些童话，但不讲《蓝胡子》，这个童话有些暴力。

　　B：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法国作家有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等，他们对你的文学创作有影响么？

　　M：福楼拜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对他的用句很感兴趣。别的作家可能更注重故事，我则注重句子的结构。后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玛格利特·杜拉斯， 她是一位特别的女作家，有很特别的表达方式。

　　B：你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和萨特、波伏娃、福柯都是校友， 巴黎高师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M：为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我准备了很长时间，考试很残酷。我在巴黎高师读了4 年，这段日子对我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丰富。巴黎高师培养的更多的是哲学家和大教授，对于作家，特别是我这种幻想型作家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B：当时的法国评论界似乎喜欢把你和萨冈相提并论。

　　M：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很不同。我是纯粹写作，而萨冈写作是为了娱乐，为了自己高兴。萨冈成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买了一辆宝捷车，我则是买了一个小套间， 让自己安心写作。我很欣赏萨冈的一部分作品，有些句子特别好。

　　B：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法国也是女作家辈出的地方，比如波伏娃、杜拉斯、萨冈和诺冬等。女性身份对你的写作影响大么？

　　M：我真的忘记了今天是妇女节，我应该记得的，我女儿就是在今天出生的(笑)。我不太看重这个节日，也不太愿意把自己当女性作家。我不能确认女性文学的存在，我今年才37 岁，也许十年之后会有一些女性的角度。

　　大家都知道怎么定义男人，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女人，连女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从1995 年开始，法国的女作家和男作家都出了很多书。1990 年代开始，女人不再愿意依附于男人。

　　1950 年代，波伏娃就已经表达过类似观点。她的作品中暴力和愉悦都有，但不是同时出现。诺冬，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娱乐化的作家。她们不算很伟大，法国有很多优秀的女作家，但很多还没被中国翻译过来。

　　“卡夫卡不了解女人的身体”

　　B ：1996 年你推出处女作《母猪女郎》后一夜成名，事先料到了吗？

　　M：1994 年我还在巴黎高师念书， 当时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必须挣钱养活自己。那时，我上午写小说，下午写论文。写小说时，我就想总有一天会发表的。《母猪女郎》是我邮寄给出版社的，一开始就被退稿，我改了五稿。这些冷遇我觉得很正常，后来有四家出版社都想出版，我反而很吃惊。我喜欢有力度的文字，我选的出版社不求规模大，但求有力度。成功对我来说太突然了。

　　B：女主人公为什么最后变成了“猪”？ “猪”在东西方的语境中似乎都是一个脏的东西，有什么深意？

　　M：我构思小说时，正是1994 年10 月份和11月份，当时法国的失业和罢工比较严重，社会情绪上倾向于暴力，所以我的小说倾向于暴力。作家创作就像海绵， 我吸收了这些信号。“猪”在东西方都可以代表脏的东西， 尤其对女孩子而言，变成猪是很伤心的。书中最悲伤的是女主人公一直在犹豫，有时想做猪，有时想做人。

　　B：女主人公变成猪很容易让人想起《变形记》中人变成虫子，但是“卡夫卡的法国女传人”这个头衔你一直是拒绝的？

　　M：卡夫卡确实是位伟大作家，我对他很尊重。但《变形记》不是针对女人创作的，卡夫卡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女人的

　　身体。我是处在传统之中，古希腊、《荷马史诗》对我都有影响。而卡夫卡生活在近代，他成功了，所以大家会经常提到他， 他也吸收了古代的经典作品。其实你们中国也有很多人变成动物的作品。

　　B：中国翻译家喜欢把《母猪女郎》解释成对当代法国社会阴暗面的折射，比如商业竞争激烈、市场经济萧条、社会生活糜烂、人际关系淡薄，但你好像也宣称过自己不关心政治。

　　M：我不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确切地说，我是一个战斗者，我也有观点，有支持的党派。《母猪女郎》的背景涉及医疗保险的改革，当时，法国政府想实行免费医疗。我特别支持“流产法”。对女人来说，身体很重要，女人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在法国，如果有人想修改这项法案，我一定第一个上街抗议。

　　B：法国评论家马蒂娜·德拉博迪谈到你时曾说：“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 还有比处女作失败更危险的事吗? 有，那就是成功。”《母猪女郎》一举成名后你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水准的？

　　M：这个问题对我可能不存在。《母猪女郎》严格说来不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因为发表时我已经改了五稿。成名后，我还是尽量去创作。读者群的数量和我的创作没有太大关系。

　　B：3 月9 日晚你就要飞往上海了， 你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吗？

　　M：我的祖父是海员，总是长途航海，他来过上海。小时候，祖父送给我很多礼物，其中就有他从上海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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