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心中的理想境界

　　采访-本刊记者 蒋晔 图-China Foto Press 提供

　　2006年春天，电视剧《乔家大院》在央视热播，乔致庸的扮演者陈建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的演出毁誉参半，颇具争议。面对争议，他的观点是：“争议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了思考。没有争议，那个不叫艺术！”

　　“艺术”，这个词从影视演员嘴里说出来，似乎陌生了一点儿。一般的，演员会高频率地谈及“演技”“卖座程度”。采访时，当陈建斌嘴里蹦出博尔赫斯的小说题目时，记者更感惊讶。接下来他侃侃而谈，文学艺术什么的，当记者提醒他谈谈人生经历时，他说：“那就从梦想说起吧，余华的小说《18岁我出门远行》，我读了非常亲切，我也是18岁第一次离开家……”

　　去远方实现梦想

　　家里人和所有亲戚，甚至所有的老师、朋友都是在新疆土生土长的，因此，陈建斌对新疆之外的远方没有概念，直到中学里来了个王老师。王老师是黑龙江人，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来到大西北工作，这个外地人的出现让陈建斌第一次意识到远方的存在。王老师教他语文，很快陈建斌跟王老师成了好朋友。懵懂中，他受了王老师这个良师益友的影响，“远方，或许是一个挺美好的地方。”王老师是一个文学青年，办文学社，陈建斌是积极分子。

　　高中毕业后，他、爸妈、舅舅、舅妈与小表妹一同来到北京，那是陈建斌第一次出远门。兴奋、好奇，18岁的少年对外面的世界睁大了眼睛。家人在王府井购物，他独自向前走，来到人艺的宣传栏前，一些话剧的剧照将他牢牢吸引。“什么时候我能来看一看这些话剧，或者像他们一样，那该多有意思！”

　　回到乌鲁木齐后，一个高中同学来找他玩儿，这同学已经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是法国导演特吕弗执导的《最后一班地铁》，影片里有一群人在舞台上排练话剧的情节。他看得入迷：原来排练话剧是这么回事，太有意思了。没几天，他又看了电影《红高粱》，这个片子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演员的决心。同学也鼓励他去考学，但羞涩的天性阻碍了他。远方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从乌鲁木齐去北京需要坐三四天的火车。

　　虽然如此，从1988年到1990年，他还是成了乌鲁木齐的文艺积极分子：去群艺馆学唱歌、学表演；晚上和一起学习表演的哥们儿去歌厅唱歌；新疆昆仑电视制片厂招学员，他被招上了，接受正经八百的文艺训练。

　　父亲的一个朋友在电视台的某个剧组工作，经他推荐，陈建斌加入了这个剧组到南疆做了一个月的剧务。剧组里的老师跟陈建斌说：“你这么晃着没有前途，你应该去考学，去中戏或上戏考学！” 陈建斌点头称是，但还是不太敢出门远行去考学，虽然心里对表演热得像一团火。

　　“我要拍电视剧。”从南疆回来后，他对王老师说。王老师说：“好啊。”于是，陈建斌口述，王老师笔录，弄了一个叫《黑·灰·蓝》的剧本。接下来，陈建斌和伙伴们弄来了摄像机等设备，但都是些非常不专业的设备。演员与工作人员或是他在群艺馆的哥们儿，或是他在电视台剧组的哥们儿。正式开拍在新疆大学，某个晚上，大家极度兴奋又极度沮丧地拍了一场戏。他是导演。碘钨灯一打光，一场戏完了，但效果完全不行。他沉下脸，很严肃地说：“不能再拍下去了。我们没有设备，得去弄钱买好的设备。”怎么弄钱呢，他们想出了卖烤红薯挣钱的办法，但是，红薯卖了一个冬天，钱刚好被值班的哥们儿花光了，他愁眉苦脸，不知日后该怎么继续……

　　刚回到家，姐姐一道目光打到他额头上。姐姐说：“中央戏剧学院来乌鲁木齐招生了，你去不去？”“当然去！”在家门口招生，陈建斌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何况，他已经有了两年文艺积极分子的经验。考试时，唱歌、小品，成绩都很好。他非常顺利地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回新疆、考研究生回北京、演话剧与电视剧

　　大学里，陈建斌努力、勤奋地学习。除了演出过话剧，他没有演电视剧与电影的机会。所演话剧是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师兄姜文与孟京辉都看了这场戏，他的表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转眼，就要毕业了。班上其他11人都决定留在北京，只有他，寻思着自己“不会混”的性格，非常遗憾地回了乌鲁木齐，进了新疆话剧团。整整一年时间，只有一个话剧可以演，但他不喜欢那剧本，拒演了。宁缺勿滥的态度让他忍受不了烂剧本，对表演的热爱让他忍受不了没有戏演的生活。这一年，过得非常郁闷。很多北漂的同学都跟他说：“回北京来吧。”他想回去，想演戏，但他不想以北漂的方式。中戏时他的班主任何炳珠在电话中跟他说：“你考研究生回学校吧。”他陡然有了精神，复习功课，甚至去啃他十分头疼的英语。

　　参加考试来到北京的那天，姜文请他吃饭，并说：“表演，你挺棒的，别放弃！”师兄的话像酒一样温暖他。当时，他想的是能回北京就不错了，而有关表演的事情太遥远了。专业课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英语也顺利过关了。

　　回北京，读研，中戏有规定，研究生不能外出接戏。陈建斌还是演不了戏。读书、大量阅读与思考，激情总是在内心澎湃，却没有出口。那3年极为寂寞，被他戏谑为“一个人的研究生生活”，好在，他在寂寞中大量地阅读，使他具备了一个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毕业后，他留校任教。

　　1997年的一个晚上，陈建斌在操场上散步，碰到了回学校玩儿的孟京辉。孟京辉问：“你做什么呢？” 陈建斌说：“没事，闲着呢。” 孟京辉说：“我正在排一个话剧，你来吧。”苦于没有表演机会的陈建斌欣然接受邀请。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这是戏剧研究所投资1万元排的小剧场话剧，名为《爱情蚂蚁》。1万块钱，租场地和布景各一半，便1分不剩。没有报酬，吃饭的钱都是几个人轮流掏。但他演得很过瘾。1998年，他连续出演了3出话剧：姜文执导的《克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林兆华执导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孟京辉执导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这3个话剧让他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又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

　　“姜文、林兆华与孟京辉都是很棒的导演，我其实在话剧上的机会特别好。”回忆当初，陈建斌颇感慨，这也是后来他拒绝演很多话剧的理由，“一旦你演过了好的话剧，你就不想再演没劲的了。”打心底里，他想做一个好演员。

　　成为“好”演员有两种途径：要么是出演大的电影制作，在国内甚至国外影坛上大红大紫；要么是抱定自己的内心宗旨，只挑特别适合自己的剧本演。这两种，其实都不是由演员自己说了算的，得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陈建斌并非帅得惊人，第一种途径的机会没有惠顾他；第二种途径呢，或许可以，但是，生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演员不可能饿着肚子等待一个所谓的自己特别中意的机会，有时，他往往会放弃自己的坚持而去照顾生计。对陈建斌而言，情况亦是如此。

　　从中戏毕业后，他住在一个筒子楼里，每月房租800，有一度生活困难。孟京辉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话剧，但他没有去演，他要去接拍一个电视剧。因为他发现下个月的房租都快缴不上了。为此，他和孟京辉沟通了3次，才取得对方对他的理解。“1998年，你要能演戏你就很满足了，但现在，光演戏已经不能使你满足了，你要获得成功。”后来，孟京辉如此评价陈建斌当时的状态。

　　开始转战影视圈，演出了许多角色，都是无声无息，七八部电视剧，从配角到主角，没有观众特别能记住他。机会隐藏在默默无闻中。《结婚十年》，他演的角色叫成长，与他同代男性的成长史：大学毕业、住筒子楼、奋斗、奔向成功……他演着演着，发现成长的人生故事与自己生活的道路非常接近，演成长也就是演自己。《结婚十年》使他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他还是不满足，他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希望那个角色里有他自己的创作。他对角色的理解与把握可以在戏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个真正好的作品必然有创作者自己的情感与想法在其中，这样的发挥越独特，人物形象就会越饱满，塑造就越成功。”他如此理解演员的创作与角色的关系。

　　2005年，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创作激情的角色：《乔家大院》的乔致庸。陈建斌把乔致庸的生活认同于自己的精神生活。通过乔致庸漫长的一生，陈建斌寄托对很多事的看法，因为乔致庸的故事里包含了人生太多的内容：成长、理想、理想的破灭、忠诚、背叛、爱情、爱情的背叛、结婚、生子、立业、修身齐家等等。“如果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人的话，肯定就是乔致庸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别人，是天下。”

　　现在，因为扮演乔致庸的成功，陈建斌在“好”演员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真的有点儿找到某种艺术创作者的感觉了。而以后的路会如何走，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数，是就此满足，饱食成果，还是继续前行，继续自己的梦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去回答。

　　到目前为止，他的形象很鲜明：陈建斌，男，演员，戏演得不多，得过奖，也制造过争议，还时常否定自己演出的作品，他说他内心承认的作品只有三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结婚十年》与《乔家大院》……与大多数偶像派演员相比，他真的是有点儿个性，有点儿怪。

　　“我希望我能做到纯粹为了梦想而做事，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者”

　　记者：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陈建斌：我想做一个特别好的演员，我想我的每一部戏都变成《结婚十年》和《乔家大院》这样的戏，因为我想跟每一个角色都发生灵魂的接触。但是我做到了吗？我没有做到。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哪个角色适合我，我必须去尝试，尝试了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样的角色适合我，如果不合适，就需要更改，但这时，一个角色已经完成了，已经无法更改。我耽误了时间，我和我的尝试之间已经彼此伤害。最大的问题在于怎么选择？当一个角色来到你的面前，你怎么知道它适合不适合你呢？太难知道了。但有些人就知道，我相信人的智慧和人的体力一样是有大小的，通过看书是解决不了后天缺乏判断力的缺点，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种高明的判断力。

　　记者：你觉得你的智慧大，还是小？

　　陈建斌：我属于中不溜吧。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刻苦与勤奋。

　　记者：你觉得乔致庸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建斌：乔致庸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挺美好。他后来发现他跟他妻子生活很和谐。但很多年后，他还是否定了他的人生，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其实，是他不想要别人说他乔致庸是一个商人，他想别人说“一个文人乔致庸，一个诗人乔致庸”。就像李白，他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但他成了诗人。人总是想要他没有的东西。但生活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有遗憾也无法修补。只能尽量作正确的选择。

　　记者：每个人都一样要面临选择，但他又无法确定哪个选择是正确时，该怎么办呢？

　　陈建斌：听从内心的召唤。但是，有时，内心也会犯错误，犯完错误后，吸取经验，你就成长呗。你是人，不是神。

　　记者：《乔家大院》好评如潮，但也有负面意见，有人认为你出演的乔致庸有点儿过了，有点儿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呢？

　　陈建斌：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上，世界杯上踢足球的，他们在场上非常投入，有时受了伤也还在场上奔跑，他们自己不觉得疼，因为他们在一种非常投入的状态中。我认为每个工作者在他的工作上最好也有这个状态。比如写作，大作家福楼拜，他每天写作到深夜，他的窗户的灯光仿佛大海上的灯塔，而凡高为了艺术都疯了(不是提倡疯，只是说那种投入的程度)。但是像他们这样投入的状态，一般人很少能够做到。我演乔致庸时，的确是非常投入，所以，有些人不习惯吧。《霸王别姬》里，段小楼跟程蝶衣说：“你不疯魔不成活，可咱们在这个凡人堆儿里，你疯魔又怎么活？”段小楼是一个把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分得很开的人，而程蝶衣则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紧密。

　　记者：而真正好的艺术更需要像程蝶衣一样浑然一体的状态？

　　陈建斌：对。但是，你想，“创作出某某作品”中的“创作”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词语啊，什么是创作啊，只有神才能创作。生活中谁能创作？我们经常会说，我要创作一个人物，一幅画，一段旋律，要使它成为艺术品，能使这个艺术品影响别人的生活，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不付任何代价，平心静气地，是不可能做成的。只要我认定了这个人物，这个戏是属于我的，我就会对它有要求，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刺头”，或疯魔，或不好合作。古语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两种很棒的人生境界。

　　但有时，做艺术与做明星挺矛盾的。我不想过明星生活，我想过特别随意的生活，我想到小摊上吃点儿东西，但是随着我拍戏的增多，这种随意的行为会受到障碍，别人就会过度地关注你的生活，你和谁在一起。这个我就不喜欢。

　　记者：演员似乎必然地要走向公众，演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陈建斌：在我这里，我希望演员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只有把它当成爱好时，你没事才想去干这个，你会做得非常愉快，而不是通过它达到什么目的。没有利益牵扯时，你就自由了，但是现在我还做不到。我希望我能做到纯粹为了梦想而做事，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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