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深爱美丽的人总是心怀美好的向往。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三十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不再摇曳，而是沉重。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的出版社“无法通过审稿”的情形下，于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大情似无地揭开了一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那是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历史将永远记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那个很深的夜，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仅仅只有十几秒的地动山摇，24万生灵涂炭，16万人滴血负伤。人类虽然无法制止大地震，但死亡那么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地震，只是有了“预测”之后没有能够“预报”。实际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会警告人类，在许多生灵在大逃亡时，只是木乎乎傻呆呆自称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没有引起终极的警觉和真正的重视。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或许，杨友宸被贬就是“蝴蝶效应”中那蝴蝶振动之翅，不过它最终导致的不是一场飓风而是一场大震。“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以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在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这样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负责就完事了。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隐瞒带来了更长的痛。要不是张庆洲这部《唐山警世录》，这个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人至今寥寥无几。1996年，张庆洲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声音沙哑的神秘电话，一位至今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给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的信息，并请他去找知情人杨友宸。几年的艰难采访，才有了这部《唐山警世录》，盖子揭开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人间地震，凤凰卫视在《社会能见度》节目里，做了上下两集专题报道，让这漏报事件透一点光，增一点能见度。

　　极力掩盖真相，其实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一种利己的博弈选择。利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强大到绝然不怕24万亡魂的无声噬咬。在地震发生后当天，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敢当面欺瞒“外行”的华国锋总理。书中写到一个情节：7月28日中午，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一位官员这样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见该书第100页）听了汇报后，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一句话，把一切都轻轻放过了。那个时代，人治色彩更浓，何谈什么“渎职罪”？

　　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对于真实谎言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竭力捂着“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是害怕随一缕青烟出来的“魔鬼”无法控制；他们大有把“大海倒进杯子”的气概，把大震漏报这个天大的事装进“杯子”盖上“盖子”埋进历史就拉倒算数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可能的，想永远瞒过大众、骗过历史，绝无可能。

　　瞒骗、蒙蔽、隐藏，不仅是人性范畴的利己选择，而且还是体制环境下的制度选择，比如灾难中伤亡的数字，曾经长期被当成是“机密”。唐山大地震的次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稿，“报道重点”就放在人与灾难做斗争上，仅仅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直到3年后的1979年11月17日，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数字才披露。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也只能记录震后的事，难以提及地震前的预报情况。

　　轻松“遗忘”过去，轻易“放过”过去，对过去不肯回首，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劣根性。不肯直面真实地回首那十年“浩劫”尾巴上发生大地震这个节点，与对不肯回首“文革”十年，是一样的情形。种种“人祸”，往往都被看成是“敏感话题”。对有的人来说，处处都是敏感词、时时都有敏感事。而一个对这也敏感、对那也敏感的组织和组织中人，注定是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危有什么“敏感”的。历史迟早将无情地“耳提面命”：不要以为“敏感”越多，快感就越多，高潮就迭起；你们这些过敏之人对种种“敏感部位”的滔滔臆想，注定都将被历史无情地扫进垃圾箱、钉上耻辱柱。

　　大恸无声哀人祸，天公不语对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三十年过去，本质思维与本质行为依旧没有多大改变。每一次巨大的天灾中，我们都依然能看到漏报瞒骗等等人祸幽灵在游荡。在报与不报、真报与假报的所谓“两难选择”中，博弈中的责任官员们，其实很清楚“孰轻孰重”，轻易就把“两难选择”化为“惟一选择”。可以想见的是，当今的国家地震局，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本《唐山警世录》问世的，所以他们曾在某个出版社多此一举把书稿送给他们审阅时不予批准，使这本书拖了5年之后才与世人见面。人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过失？因为许多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跟着震中亡魂而去，他们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使他们“走”了，还有“兼得利益者”随即产生。

　　唐山大地震被漏报、以及对漏报的长期隐瞒，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痛。这一痛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能够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即使想那样干最终也不敢干、干不了。

　　假如明天灾难来临，人类是否吸取教训？不肯直面过失，人祸注定还会再次敲门。这，恐怕就是《唐山警世录》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响起；今日不闻警钟之声，等来的必定是丧钟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