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之南
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接近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据3月17日《学习时报》）
这样一组数据，再一次印证了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的观点：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增长速度过快。支付行政成本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行政成本必须控制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占去国家财政收入将近三分之一的现实，显然对行政成本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这9000亿支出无疑是公共财政体系中存在的一个巨大黑洞。
公共财政的另外一项重要职能，是为社会购买教育、医疗、安全等公共产品。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行政成本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两会”期间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据3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义务教育法中规定的4％投入目标，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并非义务教育不需要花钱，而是这笔开支早已被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之类的财政黑洞所挤占。
有这样一条热点新闻：重庆一名55岁的人力三轮车夫辛苦蹬车，晚上也没回家，而是在三轮车后座上“睡”着了。次日清晨，被人在街头发现时，他再也没醒来。知情人说，他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和养家糊口而累死的。（据3月17日《重庆晨报》报道）这与9000亿的财政黑洞看似没有关联，其实不然。如果这样的财政黑洞不存在，每年增加相当数额的财政资金用来投入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那么这名三轮车夫就可以少分担一部分教育费用，少承担一些生存的压力，进而也不至于没命地去奔波劳作，累死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实际上，这种累死的悲剧也并非个案。“父亲为供儿上大学每天工作18小时在中秋节猝死”、“劳作母亲为凑齐女儿大学学费累死猪圈旁”，这样的新闻我们不止一次地读到过。希望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者读一读这些新闻，然后良心发现，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显然是一种善良却不切实际的愿望。而所谓的制度体系并非不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制度并没有被真正落实。
关于公共财政的运行，早已建立了预算、决算、执行、监督等一系列法规制度，如果这些制度是落实到位的，那么种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公款消费在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审议中显然无法通过，同样也无法逃避审计、监察等机关的监督。然而，“预算天书”、“洗脚费报销”等现象的存在，尤其是9000亿黑洞的存在，足以说明法规制度浮在半空，并未落到实地。提高并借重法的威力，是弥补财政黑洞的关键，也是避免三轮车夫累死悲剧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