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司履生致信中国科学院，公开举报中科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华肿瘤杂志》和国际学术刊物《自然医学》的两篇论文涉嫌“学术造假”，在科技界内外激起波澜。（《人民日报》2006年4月13日）
《七问“论文迷局”》是近期一篇难得的深度报道。报道从在司履生看来，魏于全有什么错、司履生为何要“旧事重提”、《中华肿瘤杂志》是什么态度、《自然医学》为何未
登司履生的评述文章、司魏二人见面究竟谈了什么、哪些人介入了司魏之争、魏于全与川大的说法为何不一致共七个角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这起涉嫌“学术造假”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公众了解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举报内幕，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读罢这篇报道，笔者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七问“论文迷局”到底问出了什么？
其一，“问”出了举报人的立场不坚定。司履生举报魏于全论文涉嫌造假，不是一天的事情了。当时，魏于全还不是院士，也不是川大副校长。现在，后者都功成名就了，用朱镕基的话说，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了，举报还没结果。是举报后没人关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报道提供的细节看，表露出举报人司履生先生的“举报立场”不坚定，没能顶住外界的干扰，以真正的学术良知，将举报进行到底。我丝毫没有责怪司先生的意思，只是说，半途而废的举报，保全的是个人，受害的是国家。
其二，“问”出了时下流行的狭隘的“学术爱国主义”。报道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魏被举报后，有人觉得我国学者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一篇论文很不容易，一些专家考虑的似乎不是论文本身的真假问题，而是“国家利益”。其实，这既是对魏于全的不尊重，更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假如司先生的举报不准确，停止调查，对魏而言，永远留下一个“疑柄”；假如举报不幸属实，及早纠正错误，不仅是对造假者的爱护，更是对国家利益的赤胆忠心。由此暴露出来的狭隘的“学术爱国主义”，当引以为戒了。
其三，“问”出了被举报人的“公关能力”。《七问“论文迷局”》，用了很大篇幅描述被举报人之间的“公关活动”——包括举报人口述的。尽管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间的说法有差异，从双方都承认的事实看，司先生举报后，魏先生数次连续从成都飞抵西安，力图化解这起“学术西安事变”。去的时候，有礼节性的四川土特产（魏先生说在机场买的，不足100元，司先生则说有很多特产），以及10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最终变成空头支票）。不管怎么样，魏先生的“公关”一度取得阶段性成功。100万元的资助，是个人资金，还是川大的经费，不得而知。幸亏这笔钱没有交易成功，成功了还不知道是谁在蒙受损失。
其四，“问”出了我国学术声誉潜在的国际危机。去年，韩国、日本先后爆出学术造假丑闻，韩国的造假案，惊动了韩国国家领导人，最后造假者身败名裂，丢掉了饭碗不说，还不得不公开对全国人民道歉。中国也经历了数场类似事件，迄今为止没有哪起受到严厉惩罚。我们可以心慈手软，可以既往不咎，但国际学术界怎么看，以后《自然》杂志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后，还敢轻易发表吗？中国的国际学术声誉，不该就这么不了了之。那样，潜在的危机留给了我们，得不偿失吧。
作者：刘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