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立（北京公务员）
4月8日的《新京报》刊登了两篇评论，一篇是葛剑雄先生的《讨论问题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另外一篇是《新京报》的社论《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官员应被问责》。两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一篇关于教育，一篇是关于喝酒任务摊派的。但依笔者看来，两个评论实际上都在讨论同一个事物——地方保护主义。
湖北省汉川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摊派白酒“小糊涂仙（神）”，其目的自然是为了
保护自己的酿酒企业能够获得收益，带动当地的税收。为了使本地企业产品能够顺利销售，以行政手段要求当地人民必须接受，这当然是地方保护了，当然应当反对，当然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了，顺理成章，天理昭昭。
那么，大学和地方政府联合办学，或者以什么其他名义，增加大学在当地的招生，然后在学生毕业后又在本地工作。当地社会只能接受这些“土产人员”，这难道不是地方保护吗？在市场经济下，人就是劳动力，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本地人民只能消费本地酒产品，是地方保护，本地大学只能招本地学生，难道不也是一种地方保护吗？但经过伪饰，后者成为葛教授所说的“一种不能脱离时空的必然结果”。笔者实在看不出两者的区别。
《新京报》的社论写得好，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地方政府利用国家法律、法规之外的地方行政手段保护地方利益。我想，如果把“地方政府”扩展到“地方政府及其他组织、机构”，就更完善了，因为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组织、机构都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使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行使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禁止区别对待和歧视。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将人或物按照区域进行了不同的对待，对某些人或物优渥有加，而对某些人或物则冷眼相向。因此我说，4月8日的两篇评论都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当然，对人进行地方保护和对物进行地方保护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当地社会的态度。汉川要求各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必须优先喝本地酒，以至议论纷纷，批评声四起。但是，如果“国立汉川大学”只收本地学生，恐怕没人抱怨没招外地的优秀人才，因为那些受益人都是自己的孩子。正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葛教授才有勇气充满道德感地提出那种“不能脱离时空的必然结果”。我相信，葛教授可能永远不会以同样的勇气和道德感，去说汉川市的红头文件是因为“不能脱离时空的必然结果”。但我更坚信，制定汉川市这一文件的领导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汉川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从来就不是为了当地利益，全国利益才是出发点，为了这个全国利益必须要牺牲一些当地利益。当地人民是否反对，并不是我们是否反对地方保护的风向标。因此，当地人是否反对，不是我们反对优待当地考生时应考虑的，全国人民是否同意，才是我们的落脚点，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做法。
因为我们必须为全国人民考虑，因此无论是对物的地方保护，还是对人的地方保护，我们都要反对，相关官员都应被问责。我们期待，那种狭隘的“时空观”尽早被更宽广的“时空观”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