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新城镇化”避免“摊大饼”

　　特约撰稿／夏业良

　　2006年5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房价太贵居之不易，十万北京人已移居河北”的文章，据该文报道，有不少北京居民已成为向北京市周边地区扩展和延伸的所谓“新移民”。北京人为什么要移居河北？这种迁移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如何？迁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迁居会给迁居者家庭和当地居民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人们所共同关心的。

　　笔者认为，与中央政府倡导和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呼应，以部分城市居民和大都市建设资本向大都市邻近的周边地区转移的“新城镇化建设”也将日益升温。由此为先导，这种向外扩散的迁移效应将会影响到绝大多数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由此可能产生改变中国人居住概念的强烈“规模示范效应”。

　　如果说“新农村建设”重在解决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供水、供电、通讯线路和电视信号等)，并为解决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所谓“三农”问题提供有效的“造血功能”机制的话，那么“新城镇化建设”将引发一场由中心城市向远郊或乡村区域分层而有序扩散的现代居住环境理念上的革命，由此将明显带动和提高整体环境水平、重塑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从而全面提高中国人的长远生活质量。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都市建设中存在一种畸形发展趋向，就是城市建设资本过度集中投入在城市中心区域，建筑密度过高，且城市规划过于突出强调“线性规整”，不但最好的商业、文化、娱乐设施过于集中在少数几条相邻的街区，而且政府的办公和服务设施往往也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由此造成中心区域的拥挤和交通流量的严重不均衡状况。

　　从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区位来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设在城市里，而且所有大学都毫无例外地用围墙与城市社区隔离开来。最好的大学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座大都市里，从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上看，估计在未来3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未来都不会出现牛津、剑桥和笔者目前所在的伯克利之类的大学城。

　　所谓大学城一般是指围绕着大学而建立的社区或者以大学为先导发展起来的特色小城。比较典型的大学城有美国的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和伯克利(伯克利加州大学所在地)、英国的剑桥城和牛津城、日本的筑波、

　　当今中国大都市往往比拼的是是否拥有现代化高楼林立的“中心商务区”(CBD)，有无垂直高度能在中国甚至世界上排列位次的摩天大厦，有无所谓“高科技开发区”或“科技园”，有无占地面积相当奢侈的中心广场，有无建筑面积或豪华程度可与欧美相比的大剧院、博物馆、

　　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中普遍缺少免费公园和自然林区，缺乏非人工挖掘建筑的河流、湖泊，缺乏保护得当、功能完善的城内或城郊山峦。也许当大家(尤其是城市规划的设计者和决策者们)普遍见识并研究过欧美城市令人羡慕的城市规划、园林山川的保护和深度开发之后，我们的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为难以重新规划和改造的“鸡肋”而令人扼腕叹息。

　　如今面临着城市向近郊扩展的新的发展契机，我们不能再重复以前“摊大饼”式的建设老路，一定要改变陈旧的城市规划建设思维，转而着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辅助、互利。

　　在深厚的人文思想积淀与科学实验传统的基础上，不少发达国家更为重视营造人类的两大发展空间：即思想空间(thinking space)与生存空间(living space)。前者主要是指个人或群体的思想探索活动不受管制和人为约束，而后者中较为突出的要素就是居住间距和自然环境的融合统一，其实是真正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

　　那些人口高度膨胀且居住密度影响生存空间和思想空间的大都市应当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建设模式，倡导和辅助人口向远郊甚至其他行政区域迁移的“新城镇化建设”，为老城区居民向外迁移提供交通、信息、物流、生活、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与便利条件。(作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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