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坏人的基本人权也要保护

　　前两天，“辩友”们讨论长沙警方在街头挂的横幅“飞车抢劫者，拒捕的当场击毙”，我没有多少兴趣参加，因为道理其实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可以使用武器”，可以是鸣枪警告，可以是射翻其座骑，可以是击伤其人，总之消除其对警察的人身威胁并迫其就擒足矣，这些必要措施一般来说距离“当场击毙”远得很，谁也无权滥开剥夺国民生命的口子。

　　7月1日读到一则

　　这里排除偷车者是出于救人急用之类高尚的缘由(我们的先贤早就论证过“眼见”不一定“为实”，比如颜回先饥饿中的师友而吃粥，并不是自私而是发现了有脏物不愿让大家恶心)，即便断定他是一个窃贼、一个“坏人”、一个经审判必将入罪的坏人，也要为他的安全着想放他一马。这显然就是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其中蕴含着一个道理，即人权是有序列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其一部分)高于财产权。对于这一点，国人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认同的。比如，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一旦发现他有生命危险，警察也总是先将他送医院急救；对于小偷很多人也不赞成抓住就打。

　　保护坏人基本人权的通常理解

　　说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通常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从法理上讲的，没有经合法审判裁决的只是“犯罪嫌疑人”，即使是坏人头上也有一个引号保护着，让他享有会见律师、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法国大革命时将它写进《人权宣言》到写进《世界人权宣言》成为普世共识，也经过了约150年之久！中国采用这个“无罪推定”(宁纵不枉)的原则，有一条重要缘由是吸取了“文革”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惨痛教训。

　　第二层意思是，必须确认坏人也是人，也有基本人权。“人权”的“人”是相对于禽兽来讲的，包括所有人自然也包括坏人。所以，我们反对虐待囚犯，不能用逼他们学狗叫、脱光衣服等方式损害其人格尊严，不能采用“碎尸万段”、暴尸长街、悬首城门等方式辱尸，甚至已采用注射毒药方式执行死刑以尽量减轻其临终痛苦。至于管理者强奸囚犯更是法律不容许的。

　　第三层意思(理由)是，坏人是可以转化成好人的，保护坏人的人权可以将他们转变成好人(“新人”、守法公民)，所以，我们的监狱一直强调“改造”的功能。溥仪从大汉奸、伪满洲国“皇帝”到公民的过程，即从囚徒(坏人)转变成良民的过程，一直以来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记得小时候讲什么都与苏联老大哥挂钩，堵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被称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而英雄传记告诉我们马特洛索夫原是国内战争留下的流浪儿，而流浪儿是免不了干偷鸡摸狗之类“活儿”谋生的……

　　从人性上讲没有好人坏人之分

　　以上三层意思其实有不少人说过，我现在想强调的是第四层意思:从人性上讲，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坏人好人。我之所以在标题和上述段落用了坏人一词，主要是不想加引号，让读者误以为我讲的“坏人”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我也想沿用这个传统的表述，使标题更有冲击力。

　　如上所述，“坏人”是可以改造成“好人”的，英雄当然也可能堕落成贪官或暴徒。但最经典的众所周知的说法，一是基督教的“原罪”论，耶稣对众人说谁是无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掷她(妓女)；二是我们从前常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也就是说漫长的一生中，人人都可能做坏事。一做坏事就变成了坏人，世上还有几个好人？如此看来，若不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一棍子打死，这世界岂不要重回蛮荒时代？

　　以上是思辨，请看世界各地的司法实践。常闻国外有判某人数百年刑期的，原先觉得搞笑。其实人家是很严肃认真的，这叫就事论事，一宗罪一宗罪地“结算”。其基本思路是这世界上没有“坏人”只有坏事。

　　最新的例子有，犯下5件绑架案、多起枪击及1件杀人案的台湾省要犯张锡铭，据《联合报》报道，台南地方法院合议庭近日判处他3个无期徒刑及合计55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课以罚金新台币820万元。为什么要判3个“无期”呢？某一宗罪的“无期”可以减刑，不等于另一个“无期”可以减刑，各算各的吧？若非“就事论事”，笼统地给“人”定性，判他个终身监禁就足够了。

　　最后，似有必要解释，将犯罪人击伤击毙或审后执行死刑，这与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没有矛盾吗？最简单的解释是，都是为了中止(终止)其犯罪，解除对他人和社会的威胁；对罪犯的“惩前”也是为了“毖后”。而之所以中国还不能废除死刑，除了古老的“威慑”犯罪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解决孤寡老人的供养和看病尚是难题，哪有那么多钱监护并供养重罪囚徒到自然老死？

　　(作者系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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