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颍上县的三十铺，去年以来“怪事”连连发生：来自河南、江西、上海等省市的外地车辆，趁着夜色驶进这里的一所学校，丢下一些残疾儿童和书信后悄然离去。这所特殊的学校，是由200多名孤残孩子和一位农民“校长”组成的大家庭。家长们将残病孩子不断地推向这所学校，却也将创建学校的普通农民王家玉的“爱心奉献”推入尴尬的境地。（7月6日《北京青年报》）
王家玉1988年自创竹木家具厂，后改建成专生产骨灰盒的工艺品厂，年产值一度高达近200万元。致富后的王家玉开始关注爱心事业，从1994年开始收养流浪孤残儿童，到2000年达到68人。由于早期收养的一些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王家玉倾其所有，将厂房改建成孤残聋盲学校，开始办学。2003年夏天，一场洪水使骨灰盒厂遭受了灭顶之灾：房屋倒塌、工厂停产。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开支，就只能靠王家玉四处奔波借钱来维持。从2003年7月至今，王家玉借贷欠债已经超过了22万元，因为收养孤残儿童从“富翁”变“负翁”。
王家玉关注爱心事业，倾家荡产举债办孤残聋盲学校，其可贵的精神自不必多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得到政府的同情和支持，毕竟他养残助孤的行为对社会是个奉献，对政府也有一定的帮助。而阜阳市民政局局长司学龙认为，王家玉创办孤残聋盲学校并未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虽然他的个人精神非常值得推崇，但“超能力”的爱心行动到最后往往仍旧依赖于政府收拾“残局”，可能导致占用政府资源，使本该获得政府救助的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
这位局长大人的话虽然有其道理，但听着有些刺耳。王家玉办孤残聋盲学校，“未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是事实，可是都办了五六年了，怎么才给挑出这个毛病？再说王家玉办孤残聋盲学校又不是图什么名利，如果局长大人真的关心残障儿童教育，就应该及早地提醒或者帮助王家玉履行这个手续，为何等到现在才提出，这不等于看笑话吗？要不是王家玉落到今天这个尴尬境地，找到民政局的头上，恐怕局长大人会为王家玉办孤残聋盲学校替民政部门解决问题而偷着乐呢！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局长大人对政府给王家玉的孤残聋盲学校收拾“残局”，话里话外透着一种抱怨的意味，王家玉的爱心行动的确是“超能力”，可是，怎么能把这个行动扯到“导致占用政府资源，使本该获得政府救助的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上呢？难道王家玉献爱心献错了？压根就不该办这个孤残聋盲学校？难道因为王家玉抢了政府的事做而使政府救助的群体得不到救助？试想，如果政府负起责任兴办孤残聋盲学校，为当地的残障儿童学习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还用得上王家玉费这个劲操这个心吗？如果政府办了，四邻乡亲好心人见到孤儿或残儿何必都往王家玉这里送，甚至派出所等一些部门和机构也会送来一些孩子呢？
王家玉走上收养孤残儿童这个“事业”实出于无奈。他说：“我只是一个农民，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文化。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做到后来，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却不得不撑下去，毕竟那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负责任。”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对孤残儿童事业都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什么理由对收拾这个残局生发怨言呢？我认为，政府给王家玉的孤残聋盲学校收拾“残局”完全是一种责任，根本不应该有什么怨言，如果说有怨言，应该是王家玉对政府部门工作不到位有怨言，而不应该是政府部门对王家玉的行为挑毛病，马后炮地横加指责。
王家玉现在最希望有人能支持“把自己的工厂再办起来，用工厂挣的钱来维持学校，保证孩子们的生活学习。”为了以防万一，王家玉还从众多的“儿女”中选了17岁的张军龙作为自己的工厂和爱心事业的“继承人”。王家玉的想法很朴素，很实在，也很真挚，但也让人有些痛心。为什么政府应该承担的大事业，却成了一位普通农民的心病？即使社会上真的有人去支持王家玉办这个工厂，17岁的张军龙真的成为了爱心事业的“继承人”，其作用又有多大？时间又坚持多久？中间还会不会出现新的残局？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还能无动于衷吗？
作者：董宏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