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近日表示，建设新农村，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至20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在农村资金投入方面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农村有需求但力量不足，财政有意愿但财力不足，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
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达到31649.29亿元。相对于新农村建设所需15万
亿至20万亿元的数字，我们不难理解政府财政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如何引导商业资本的进入，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现状而言，这也是值得依赖的路径：十余年间，中国银行业存差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之多，目前流动性存在严重过剩的情况。
然而真正的尴尬也正在于此：农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银行却只能“持币”观望。与此相对应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都从县以下退出。何以如此？按照唐双宁的说法，这是因为“银行资金的使用是以偿还为前提的，而农村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一般难以偿还，或者偿还周期较长，风险较大，银行资金难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资金来源”。认真分析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对于资本投入与运作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化解商业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的风险。现在看来，这种风险集中于涉及权力与权利的农村社会体制现状之上。
不必讳言，导致“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就在于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为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如果农民对于自身命运尚且缺乏把握，又如何让商业资本获得安全且稳定的收益期待？商业资本的投入是最市场化的，要求条件是最高的。在资本投入中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是，只有市场本身是信用且法制的，资本的运营才是安全且笃定的。换言之，只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资本的风险才是可以预计并防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新农村建设必须被期待，那么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
使政府的权力归位或职能转变，让农民成为完整的权利主体，成为农村社会市场经济环境培育的两个相得益彰、相互制约的基本点。一方面，只有政府实现权力归位，成为新农村建设公用事业的提供者，担当起农村市场的守夜人，才能让使农民享受到权利的乐趣。另一方面，只有让农民成为完整的权利主体，才能够从根本上遏止权力的非理性冲动，才能免于在权力的扩张中失去创富的热情。而要做到这一点，仍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以土地制度为例。我们知道，土地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更是大多数农民创富的根本。但是长期以来权力对于农村土地的决定性力量，导致了农村土地不以农民意志为转移的低成本流转态势，也成为了农业规模经营难以有序推进的根源。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果农民围绕土地的一系列权利依然不能明晰，则农村社会的市场经济仍难以形成，也就仍然难以激发商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的意愿。
正像权利主体建设一样，新农村市场经济的建设也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农村投入需求的问题，商业资本“持币”观望的问题，也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才能有更为明晰的答案，才会有更为明确的努力方向。
15万亿至20万亿元的资金需求确实不可能完全由财政承担，也完全没有必要由财政独自承担。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应该主要是为全体农民建立托底的“全民低保”、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性的市场制度。就此而言，现有的财政规模完全可以承受。而建设新农村所需的更多资金，应该由商业资本来完成。只有当农民自己的命运和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业资本才能在其中找到双赢的机会。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有赖于农村和农民的各项权利和产权的明确。
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刘景 任大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