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布近期教育研究成果，其中在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中，研究者通过对全国97所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有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8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
“半数高校导师不满意研究生质量”——在连续剧式“科研老板”、“学术腐败”、“崇权媚钱”的新闻语境下，“半数导师不满”遭到舆论狂轰几乎是必然的。马上有人建议
，搞一个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的现状调查。更多人则直接给出了自己的心理答案，譬如：90%的研究生不满意导师质量。
如此看来，当下的研究生教育似乎陷入了一个“双向不满意”的怪异格局。显然，这已经不单是哪一方出了问题，而是将双方联系到一起的教育体制整个出了问题。
与导师相比，作为受教育者的研究生之“弱势地位”更为明显，他们相对坚固的教育体制来说基本没有主动权。正因为如此，社会对高等教育三角形格局中的导师这一方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他们既有知识的储备，也有地位的储备和影响力的储备，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须付出的代价和风险要较研究生们小很多。所以，“半数高校导师不满意研究生质量”的新闻后面，我们真正需要质问的是：既然不满，而且不满的导师达到了半数之多，为何却一直安之若素？
去年，中国顶尖高校北大清华各发生了一起影响广泛的教授“为权利而斗争”事件：清华陈丹青辞职，北大贺卫方停招。这在当时曾被舆论奉为“中国学院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现在看来，与两位教授“英雄所见略同”的导师并不在少数，而是达半数之多。可惜的是，所见略同的“半数导师”并未能形成什么“陈丹青效应”、“贺卫方效应”，更多的人仍然只是私下抱怨“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研究生质量为何下降？是优秀的研究生越来越少了吗？还是优秀的研究生被僵化的教育体制挡在门外，或者扼杀于摇篮之中？既然“半数导师不满”，为何不拿出行动来改变？正如贺卫方教授在解释停招事件时所说：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
德国法学家耶林倡导“为权利而斗争”，他告诉我们，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对自己的义务，更是对社会的义务。如果“半数导师”将不满转化成表达和行动，也许就是启蒙和改革的开始；相反，如果“半数导师不满”只是安之若素下的私下抱怨，那么所得到的就只有被抱怨者百倍奉还的抱怨。
-舒圣祥(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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