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燕赵都市报》消息：“头疼脑热不必去大医院，这是我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项重要举措。”近日，卫生部部长高强结束在河北省调研，和省领导交换意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强说，去年去大医院看病的共有24亿人次，但真正住院的只有六千万人(包括中小医院的住院人数)。这说明“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到大医院去治疗”。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有句经典台词——亲爱的布鲁特斯，错误并不在
于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笔者以为，这话用来赠给为“看病难看病贵”而不断开出零散药方的卫生部似乎更合适：最早是把药商渲染成过街老鼠、后来又是把矛头调转向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眼下是编织社区医疗的理想蓝图……这些“处方”都是很有逻辑正义的，但只要你再仔细一考量就发现：每个处方几乎都抓不到现实的“药”。
“小病不出社区”多好啊，但，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发源地英国，社区医院的医生数量就占到全国医生总数的近50%，而且人家大医院几乎没有门诊部，到大医院看病的人都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诊……这样一看，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小病不出社区”之“天价处方”的N个不可能：我们的看病难看病贵最严重的还在穷乡僻壤，他们在行政区划上可能连一个卫生所都没无法设置，又谈何社区医院建设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如何在制度丛林中求生呢，譬如我们的临床科学，如果常年在社区见不到大病，天天头疼脑热的，谁对他们要命的职称负责？医保的地域性限制和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计算机系统互通、转诊标准确定、以和检查结果互认、合作医院服务质量有效监控等等都还是一片空白，那么，“双向转诊”制度就是天方夜谭——而没有双向转诊的通畅，社区医院只能是大医院之外的“医疗盲肠”——功能重复、可有可无。
我们的公共医疗历程比较类似英国，二战后英国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政策，结果是财力捉襟见肘，在对福利国家纠偏中，医疗领域逐步导入市场机制——但是，我们的市场化是“中国式的医疗市场”——医疗机构依然政府垄断独办，收费独向市场。结果是垄断资源的公有权力机关，非但对全民健康规避社会责任，公权反倒成为敛财寻租的手段。“看病难”之所以“难诊治”，核心问题就是由此衍生出的系列负效应：一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有限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为特征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二是政府财政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泛市场化”倾向后成了“老百姓全埋单”，这更恶化了公立医院的逐利倾向；三是监管不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加上舆论对专家的依赖和崇拜、夸大“病人选择医生”的自由，此般炒作更是加剧了医学专家资源的独霸性垄断。
中国的医疗改革，让我想起姜汝祥在《榜样》中的感慨：“没有源于内心的对消费者的敬畏，就不会有来自制度体系对消费者价值的追求。”我们的医疗乱像，不是市场化航向错了，而是职能部门缺位、是历史陈帐下的结构性失衡、是公共财政对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失语……与其一味抬头仰望一个叫“小病不出社区”的梦想，不如先走好“压缩大医院不合理暴利”之路。（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