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彬
近年来，“流氓”官员辈出，其无耻与堕落的行径令人发指。如山西省绛县法院“三盲”院长姚晓红，集文盲、法盲、流氓于一身；人称“三玩市长”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玩权、玩钱、玩女人”之功炉火纯青；湖北荆门市委原书记张二江，是“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的“五毒书记”；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因为
贪权、贪财、贪色，得绰号“三贪局长”；江苏靖江市原市长王新民，人称“二子市长”，即“白天念稿子，晚上玩婊子”……不胜枚举。
对于在官场摸打滚爬，久经潜规则考验的官员们，其风险意识无人能及。官员们的流氓化生存，无疑是经过风险评估后的理性选择。对于某些官员来讲，流氓化生存是零风险或是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受益大于风险。
一般来说，流氓官员认知与评估风险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所谓无耻者，无畏；无畏者，为所欲为。大权在握，谁奈我何？只要玩转了权与钱，天大的事也可以摆平。这是流氓官员的心理逻辑。
第二种是，“大家都是流氓，我怕谁？”流氓官员的层出不穷、有恃无恐折射出官场中的某种流氓习气与流氓文化。而且，在污浊之中的清高只会招致“逆淘汰”，甚至带来杀身之祸。
况且，流氓官员大多网络化生存，关系盘根错节，拔出萝卜带出泥，结成命运共同体，设下层层防火墙，就更显有恃无恐了。（作者系华南理工政管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