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0年，广东高校的教学、科研和教育教学辅助人员将到占学校人员总数(不含附属单位人员，下同)的80%以上，其他党政人员不超过学校人员总数的20%。据信息时报报道，广东省教育厅日前发文要求，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要压缩非教学人员，提高专任教师比例。”(9月10日中国新闻网)
笔者很欣慰看到，终于有人在寻求大学新的管理方式上行动起来了。长期以来，原
来的管理制度在现代的大学管理上出现了种种的弊端，他们主要表现在行政过度干预学术，教授的作用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各种行政规范束缚了学术的自由发展，使得大学缺少活力。有的大学变成了严重的官僚机构，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温床。总之，大学里面出现的弊端不一而足。广东省此次提出削减大学内的党政人员，将利于大学摆脱行政的桎梏，此举对大学的建设和学术自由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古今中外，不少的学术名人对大学提出过精辟的见解，其中有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大师说，有北大前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包并”说。英国现代教育学家纽曼对于大学精神的论述堪称精辟：“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核原理、探索和发展、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大学精神的完整描述，那就是大学自治、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官本位”、“商本位”的侵蚀几乎威胁到了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无可否认，高校当然不能脱离政治而自存，大学教师们也必须懂政治，但是高校的政治决不应该是某些官僚个人的政治，更应当是由知识和真理来支配的政治。过度的行政权力介入和干预，不但无益于高校竞争力的提升，更可能成为诸多腐败的渊藪。“官本位”伤害的是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因此，削弱大学的行政干预势在必行。广东省在此时作出的决定，无疑是向大学伸出的一条“救命稻草”。
那么，我们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大学管理制度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见仁见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红太认为：“教授参与治校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再到教授自治，是民主自治不断从低文化层次向高文化层次的推进。”所以，要发挥校园民主，必须让教授更多地参与到治校的行动中。
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副处长田敬诚却认为：“大学内需要处理好书记、校长和教授三者之间的关系。书记主抓政治问题，以保证党的领导；校长主抓管理，以尽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教授主抓学术，以便成为本专业的学术权威。在目前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下，完全实行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实行高校治理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教授参与到学校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来，并对决策的结果享有监督权。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就可以实现党的领导和民主的统一。”
当然，笔者也认为，大学坚持党的领导无庸质疑。大学要完全的摆脱行政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削弱它的干预，还学术更多的自由。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归根到底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是大学独立精神的真正回归。确立一个学术自由的价值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由学者进行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废除官本位下的独断专行，使高校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教授治校、高校自治的大学发展长远目标，才是大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赵志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