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叶檀专栏
据《瞭望新闻周刊》昨日报道，央行最近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反应继续走高，其中“物价过高”判断所占比例升至24.4％。然而，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上半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上涨1.3％，比去年同期减少1个百分点。
这一价格上涨幅度与民众的感觉天差地远，虽然统计部门屡次向公众解释个中原委，但他们难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解释每次调查都有大多数人认可物价上涨过快、CPI失真的结论？第二，为什么同样出于政府部门的统计，答案也各不相同，究竟哪个部门可信度更高些？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在4％左右，而商务部的数据是2.5％左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是2005年1－8月，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2.1％。
在今年央行加息之前，我国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是2.25％，央行加息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央行对于通胀来临的预期，而CPI数据却只能使人得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通缩的结论——因为CPI的上涨幅度甚至还跑不过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减去通胀，人们的消费支出可能还在下降。按此推论，我国工业产业上游的原材料上涨、流动资金过剩，以及国家统计局自己所指出的投资持续过快增长等等巨大的通胀阴影，均未体现在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之中。揆诸现实，这一结论显然是可笑的。
在舆论的一再逼问下，统计局某官员终于透露了一直密不透风的我国CPI八大类的权重比例:食品价格占33.2％，烟酒占3.9％，服装占9.1％，医疗占10％，家庭设备6％，娱乐教育占14.2％，交通通信占10.4％，居住占13.2％。普遍的看法是，这些权重尽管略有调整，但与二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难以反映民众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
如果我们相信此言属实，每隔五天调查员就会到市场采集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样本，CPI权重每年都作一些小调整，每五年作一次大调整，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一些官员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旗之下，所做的是远离现实经济变化的调查，调查再细致，也无法纠正CPI业已出现的权重等方面的基本偏差。
试问，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有与我国类似的购房狂潮吗？西方国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得租房比例高于我国，而我国在户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属地化的制约下，买房成为流动性不高的城市居民降低生活成本的必然选择。以加权平均的租房价格作为主要参考指标无异于画地为牢。在居住类价格中，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电、燃气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计入了房价的外围数据，独独遗漏了居民负担最重的房价这一核心指标。
医疗、教育同样如此。20多年基本不变的大类，对于权重谨慎之极的调整，使得CPI数据远离民众的现实生活。
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徐连仲分析CPI与民众感受脱节的原因，包括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远高于价格总水平、收入增长缓慢减弱导致民众对价格上涨的承受力减弱、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价格上涨感受、居民承担的公共负担明显增加。
这些因素合起来看，无非挑明了目前经济上升过程中的藏富之所:相比GDP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是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说明藏富于权势阶层而非藏富于普通民众；相比居民承担越来越大的公共责任以及银行、电力等服务行业价格的上涨，说明藏富于垄断特权行业而非一般行业。
正如人们希望基尼系数成为正确决策的参照系，人们也希望通过CPI使政府了解民众日常消费的确切信息，进而体现于决策之中，使爱民、富民的愿望变成实际行动。很遗憾，目前的CPI数据却在与民众的生活作对，通过这样不尊重现实经济生活变迁的数据，政府完全可能作出南辕北辙的继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的决策。事实上，服务行业的价格屡屡上涨已成为明确的危险预兆。(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