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炯木
9月11日的《检察日报》刊登了其《声音周刊》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两封来信，反映检察机关经费保障、工资待遇存在诸多困难，无论是作为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检察院检察长的段继荣，还是“四川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检察官”，作者言词恳切，心情迫切，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不必再列举两封检察官来信中所陈述的实情，地方检察机关经费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又岂止是检察机关经费不足，在基层，包括公安、法院在内的政法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政府部门，其经费不足、“靠费养人”、“不罚钱就无法运转”也是普遍的情形。
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为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和为社会提供公共需要而存在。检察院不是经济生产部门，是典型的国家机器，不能创造收入，只能依靠财政支出而运转。再者，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收，其速度还超过了GDP的增幅，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有许多基层政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运行困难，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复杂，现行的财政体制或管理手段必然需要反思。
在笔者看来，“检察官来信”本身就是对财政责任的拷问。舆论每回对“执法经济”的批判，也是对财政责任的拷问。吃“皇粮”的老是填不饱肚子，“杂粮”便成为不择之食；“执法经济”衍生出来的恶，其背后都有一份财政责任。
一段时间来，什么“只给政策不给钱”，什么“财政保温饱，小康自己找”，事实上许多地方的财政政策在鼓励行政司法机关“自食其力”，一些机关部门为了“吃饭”，衍生出“罚款第一惩治犯罪靠后”的公权荒唐，“污染越重环保越富”的行政怪圈，还有诸如“鬼门关”、“食物链”等种种罪恶。
我们的财政怎么了？一方面保障不了国家机器的吃饭，一方面让庞大的政府非税收入游离于国家预算之外，“收支两条线”叫了十多年，现实却依然如此；科学的“因素法分配”喊了十多年，至今主导分配关系的，仍然是既成格局的“基数法”。由此看来，科学的财政分配与现实的财政处境还有相当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