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圣祥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明确了人民法院新闻发布“禁区”，以下内容一律不得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
的内部函件；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9月13日《新京报》)
其中，最后一条“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其实，这应该只是一个兜底性条款，在列举式法律规定里很常见，目的在于突出规定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把目前无法预见没有列举到的其他情况也囊括进规定中。然而，将法院新闻发布的“禁区”，兜底于“院领导指示”，固然可把未列举到的情况“一网打尽”，却同时也把这个“禁区”无限制放大了——只要是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就一律不得发布。
在我看来，这等于是把关于新闻发布的“立法权”下放给了法院领导，赋予了“院领导指示”以法律地位，法院新闻是否发布从此完全听从于领导指示，而丝毫不必顾及舆论监督和法律授予公众的知情权。这显然不利于推进公开审判制度的落实，不利于增强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不利于满足公众和媒体的心理诉求。它所能起到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强化了法院领导的绝对权威。
当一个制度的完美运行，完全依赖于掌权领导的个人素质和职业良知，无疑是很危险的。如果法院领导可以一人掌控法院新闻发布，进而就可以实现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架空和屏蔽，“关起门来腐败”的机会必然要大大增多。“院领导指示”本质是一种“人治”，而法院的最大价值在于推进“法治”，在一个以“法治”为生命的机构里，对审判对象侃侃而谈法律的同时自己所奉行的却是“人治”，这无疑有损于法院的公信力，更有损于法律本身的尊严和权威。
“我就是法律，这个城市由我来主宰。”——这是一句经典台词，然而也是多次发生的现实。很多有权力的人都曾自称“我就是法律”，梦想着古代国君的言出法随、口含天宪。法官队伍里亦有这样的人，比如有法官就敢于对律师自称：“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我说不立案，就是不立案。”我们知道，身为“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家门口的人”，法官是最不应该也最不能够亵渎法律的，当他沉迷于职权并把自己定义为“法律制造机器”时，法律和正义必将面临灭顶之灾。
可是我担心，将现实中原本已经无所不能的“院领导指示”，再赋予其法律意义上的至高无上地位，这实际就是在确认并强化法院领导们的“我就是法律”意识。而且，这种“我就是法律”的司法病毒，很快还会从法院领导扩散到每一个法官——因为法官们在领导面前是弱者，在当事人面前却是绝对的强者。到那时，别说公众和媒体的心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权利和正义又该到哪里去找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