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
今年无疑是选秀和恶搞流行的一年。
选秀无处不在：从“超级女声”、“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到“好男儿”、“魅力大妈”……几十台选秀节目在全国大小媒体竞相登场，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连深山古刹
少林寺也被此风熏染，要秀一把“少林功夫之星”。恶搞也无时不有：从视频恶搞、图片恶搞到文本恶搞，花样不断翻新，每天都有假相被戳穿、权威被解构、庄严或貌似的庄严被嘲弄。在汹涌的选秀与恶搞潮流中，本以含蓄、内敛著称的国人，似乎一夜之间便脱掉了那件已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性格长袍，开始披上娱乐马甲，义无反顾地张扬，毫不避讳地搞笑。
变化何以如此迅速？一般认为这与娱乐经济的诱导有关。据悉，多台选秀节目的主办方和赞助商都赚得盆满钵满，一些恶搞事件的制造者也斩获颇丰。选秀和恶搞，已经既是文化词汇，也是商业术语。如此状况下，选秀与恶搞的盛行，的确与有意地推波助澜难脱干系。不过，只是这样的理解，显然尚不足以解释如下的疑问：能够在选秀节目中获利者毕竟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和全部的观众，只有投入没有收益。恶搞更是如此，许多恶搞事件的制造者耗神尽力破费钱财，往往只为博得他人一笑。因此，选秀与恶搞固然与娱乐经济的关系千丝万缕，但这只是外因。
依笔者看，选秀与恶搞盛行的内因，是当前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大众文化心理。选秀与恶搞，虽与商业阴谋有关，但更应视作个人介入公共生活的一种“非典型”方式。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与勒庞这句话中所描述的有类似之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巨变，改变、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和道德信念，一些前所未有的群体性行为，也就随之产生。
正在进行之中的社会转型，已经将相当多的人抛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涛之中。许多人猛然发现，自己已然失去了很多的保障，难以找到前方的路标，更是找不到上岸的航道。许多人猛然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无助，时刻都有着被歧视的嫌疑。许多“草根”发现，自己与所谓的精英阶层疏离日甚，越来越摸不到公共领域的边缘。
在如此躁动、迷惘、不乏忧虑的大众心态下，选秀与恶搞如同两粒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公众那压抑日久积蓄渐深的激烈情绪，并给情绪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人们通过参与“选秀”获得梦想的机会，通过当“粉丝”获得群体感、归属感，通过参与恶搞获得力量的感觉，通过制造属于自己的“草根精英”，对抗权威、表达对精英的不屑、确立自信，以谋求话语权，谋求在公共领域的一席之地。换言之，对选秀与恶搞，除了商业的理解之外，更应当予以社会文化层面的解读。
应该说，当前的选秀与恶搞之所以体现出浓厚的草根性特点，被恶搞的之所以多是所谓的“大家”、“名流”，原因正在于此。有人认为，“选秀带来民族性格的革命”，“恶搞泛滥暴露病态心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归咎是对事实的颠倒：实际上是先有“民族性格的变化、革命”，先有“病态心理”，然后才有选秀和恶搞的火爆。如果说选秀和恶搞是病态的，则这只是一种表征，而非病因本身。
选秀和恶搞的泛滥，已经使社会几乎进入“八卦时代”。人们以这种方式介入公共生活，对抗精英阶层，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多么正常的方式。这两种现象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而且，由于其成因的复杂性，对此等“非典型”方式，应该疏堵兼顾，不能粗暴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