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妙发：中国维和从不介入到全面参与

　　■访谈动机

　　温家宝总理日前宣布，根据联合国决议和黎巴嫩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已决定向黎巴嫩派遣1000人的维和部队，同时向黎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消息一经公布，引起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据悉，这是中国向海外派驻维和部队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次向中东增派至1000人的维和部队，有着怎样的背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人员是如何确定的？经费是如何得到保障的？取得了怎样的世界影响？这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位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中国加大维和行动参与力度，如何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吴妙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向黎巴嫩增兵1000的背景分析

　　新京报：中东问题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热点，这次我国增派至1000人规模的维和部队到黎巴嫩，有怎样的背景？

　　吴妙发：据我了解，中国一直关注和支持中东和平进程，认为尽快扩大和部署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稳定中东局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过去我们对中东地区的维和行动介入较少；但最近这些年我们派出维和部队到黎巴嫩，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以前向有关地区派出维和部队受到当地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我们认为这次维和行动很重要，派驻维和部队对树立中国的形象也很重要。

　　另外，这次法国也推动了我们中国参加联合国中东维和行动。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派出了1000人规模的维和部队，是中国外交政策全面参与国际合作的一个标志，既对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跟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位有很大关系。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与现状

　　新京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联合国维和行动？

　　吴妙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或大会通过决议创建、由秘书长指挥、使用武装和非武装军事人员包括警察和文职人员在内、从事解决国际冲突、维持国际和平的一种行动。实际上，《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集体行动、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权力和责任。这是维和行动的国际法依据。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方式发生改变。本着新的合作精神，联合国建立了庞大而复杂的维持和平部队。维和部队从各国武装力量中借调，由秘书长指挥和管理，但各国有权决定派遣或撤离维和人员。安理会也可以授权其他机构从事维和行动。这些行动不受联合国指挥。因此，当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常常受到各国政府的意愿、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博弈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不是完全自主。

　　新京报：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其现状如何？

　　吴妙发：1945年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61年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比联合国的历史稍短一些，它的开始是从1948年6月，联合国在中东地区派出停战监督组织。这标志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开始，到现在也已经58年了。可以说，今天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达到相当规模。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成果

　　新京报：如何评价这58年中联合国维和行动所取得的效果？

　　吴妙发：维和行动一方面作为联合国预防外交的有力手段和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缓解地区热点冲突的有效手段。联合国维和行动均经过了安理会授权和当事国的认可，对维护国际和平有相当的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维和行动，认为这有助于缓解地区热点冲突，因此积极参加，并出任有关维和行动的军事负责人；国际社会持普遍赞同态度，认为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联合国成立61年来，尤其是从1948年第一次开始维和行动，已经进行了60余次的维和行动。在我看来，联合国维和行动有相当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有80多个国家认为这种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方式。所以在这些年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争论中，国际社会成员普遍认为，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保持热点地区的形势总体安定，有必要继续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

　　新京报：不少人对国际维和的具体情况知之不详。那么，参与维和行动，有关经费由谁来出，是如何保障的？兵员数量如何确定？

　　吴妙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和长期形成的惯例，维和行动的经费由联合国从会员国会费中支出。联合国会员国会费支出，主要分为联合国日常开支、国际法院开支和维和行动开支三个部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费支出与多国部队不同，多国部队的经费由所在国负责筹措。至于兵员的数量，一般是应请求国政府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需要以及各国外交政策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来协商决定的。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过程

　　新京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加入联合国之后立即参与进来？

　　吴妙发：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

　　众所周知，从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我们一方面忙于安理会紧急会务、非殖化特委会的日常事务以及大会召开期间7个委员会的紧迫工作，另一方面也注意研究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

　　由于当时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情况复杂、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热点地区冲突问题，所以中国一直没有介入、没有参与，实际上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拉开了距离。

　　新京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这如何影响我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什么时候？

　　吴妙发：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最早一次是在1988年，当时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维和特委会，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变化，我们逐渐有选择地参加了联合国的一些维和行动。我们认为，维和行动的确在避免地区冲突、地区矛盾激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联合国预防外交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几十年来的维和行动也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1990年，第一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军事观察员；1992年，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前往柬埔寨执行任务；2001年参加了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2002年又成建制地派出了维和部队。

　　为了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在国内设立了江苏南京和河北廊坊两个训练基地，选拔、培养这些参与维和行动的官兵，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应付危急局势的能力、后勤保障与第一线行动的能力、防止当地冲突进一步激化能力、处理跟当地民众关系的能力、处理与参加维和行动的其他国家部队关系的能力等等。

　　中国目前在维和行动中的表现

　　新京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现状如何？

　　吴妙发：自1990年以来，应联合国和有关地区请求，中国参加了15次维和行动，共派出6000余人次的部队和民事警察到热点地区参与维和行动。其中最早参与维和行动是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和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权力机构行动，赢得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派往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行动工程兵800人（两批）、观察员47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修复柬方公路4条，共640公里，新架设、修复桥梁47座，并完成其他大量的勤务工程，两名士兵牺牲，十余名士兵受伤，为保障驻柬维和部队行动的顺利实施做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仍然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如驻扎在拉美地区———海地的维和警察部队有125人，是我国第一支赴国外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防暴警察部队。此外，驻扎在非洲刚果（金）、利比里亚的维和部队也有一定规模。这次应联合国要求在中东地区增派到1000人的维和部队，是规模最大的一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规模越来越大，受到国际社会高度的赞扬和肯定。迄今为止，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数最多的国家。

　　新京报：为什么会是这样？

　　吴妙发：这与我们对维和行动的理解有关。我们认为，维和行动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一面固有的、尚有力量的盾牌，加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盼，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因此，在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特委会成员。1990年首次派出维和观察员，并不断视当时情况，先后参与了维和行动，作为履行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事实证明，中国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新京报：视中国为兄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怎么看待的？

　　吴妙发：我们感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维权行动寄予了高度期望，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对维和部队更是非常看重，并派出了自己的维和部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积极参与进来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再有，参与维和行动也是我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和责任，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等因素，我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多。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受到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和支持。

　　中国的定位已发生转变

　　新京报：您在开头谈到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位问题。如何认识新世纪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位？这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有哪些关系？

　　吴妙发：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主要还是我们对世界趋势的分析和我们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利益使然。

　　从1949年到1971年，一方面我们争取要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我们对联合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还是在联合国外宣传外交政策。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以后，我们也向联合国派驻了代表，因为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再不参加就脱离群众了”。尽管如此，在联合国体制之内，我们总的方针是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修”，联合第二世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要求。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全面参与了联合国的活动：我们开始参加维和行动，参加了联合国主要的专门机构，像世界气象组织等等。

　　第四阶段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今天，我们全面融入了国际社会。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中都有中国代表的身影，在各大国际焦点问题中几乎都能听到中国代表的声音。

　　因此可以说，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一个游离于联合国之外，到部分参与，再到全面参与的角色转换。就维和行动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今天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新京报：为什么是这样的定位呢？

　　吴妙发：因为我们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了更为确切的分析：现今时代已经不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了，而是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年代，需要建立和谐世界，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树立我们的国际形象。

　　第二，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使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需要跟一些霸权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相互处理好关系，创造和谐发展的局面，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三，这也基于我们对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分析。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其不公平、不合理的一面，但还有其适用的一面。我们当前要推动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所以，要把对维和行动的看法放到对整个国际形势判断、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更好结合，推动、改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我想也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们才采取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决策。

　　■链接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国表示将派遣1000名维和人员帮助维持黎巴嫩的停战状态。外界认为这一举动表明北京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意大利总理普罗迪说，中国愿意向中东地区派遣维和人员反映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向扮演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的角色转变。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过去却拒绝参与类似国际任务。

　　蒙特利尔大学研究员库伦说，（向外国）部署部队表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突变”，“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部署大规模部队。需要指出的是，在执行维和任务时，中国一直尽力避免人员损失，不会把部队部署在战斗地区。”

　　———《环球时报》9月22日

　　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